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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还要每天接受警察的讯问。
如果我在中国听说过任何纳粹的暴行，我不会加入国社党，如果我作为一个德国人与任何在南京的外国人的观点不同，像英国人、美国人、丹麦人等等，我不可能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
在南京，对于数十万人来说，我是“菩萨”
，可在这里，我是“贱民”
，是无家可归的人。
噢，但愿想家的愿望就能治愈我的创伤！
6月3日，英国人所在的夏洛滕堡区（柏林的一个区——译注）非纳粹委员会终于给我免除了纳粹的罪名。
判决为：“尽管你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南京区的代理领导人，回到德国后也没有退出这一组织（厄休拉·莱哈特指出，拉贝如果这么做会被杀害），但鉴于你在中国出色的人道主义工作，委员会决定接受你的请求”
，等等。
这样，精神的折磨终于有了尽头。
很多朋友和西门子公司的负责人们都业祝贺我，公司还让我休假，以恢复我的疲劳。
今天，多拉带着我们的一个中国木像去看常常给我们送食物的克雷布斯博士，他很喜欢这个木像。
孔（拉贝的一个中国朋友——译注）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地毯，我们送给了托依普弗夫人，她曾送给我们300多个土豆。
1948年，拉贝的遭遇传到了南京。
当南京政府告知南京人民拉贝需要帮助的时候，反响极大，让人联想起弗兰克·尤普拉的经典电影《这是一个伟大的一生》的结尾。
几天之内，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中国币，大约相当于当时的2000美元——这在1948年可不是个小数字。
当年3月，南京市长来到瑞士，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用4个大包裹将这些食品寄给了拉贝。
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南京人民每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以表达他们对拉贝在南京国际安全区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谢之情。
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
对拉贝及其家人来说，这些包裹仿佛从天而降。
1948年6月，从拉贝的几封信中，南京人民才得知拉贝是多么需要他们的帮助，这些信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的档案馆里。
国在那些包裹到达之前，拉贝一家采集野菜，煮成汤让孩子们吃，大人则凭着一点干面包维持生命。
当拉贝给南京写信时，柏林的市场上连面包都没有了，这也使那些包裹更加宝贵。
拉贝一家对南京人民的支持十分感激，拉贝也在信中说，南京人民的这一举动使他恢复了对生命的信心。
1950年，拉贝死于中风。
去世前，他留下了一份记录他在中国工作情况的文字遗产：2，000多页关于南京暴行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拉贝进行了打印、排序和装订，甚至还有图片说明。
这些材料包括：拉贝及其他外国人的目击报告、报刊文章、广播消息、电报及屠杀的照片。
无疑，拉贝已认识到这些记录的历史价值，或许，他已预见到这些材料会在未来出版。
拉贝去世10年后，厄休拉·莱因哈特的母亲从拉贝的文件中发现这些材料，并把这些材料交给莱因哈特。
可惜不是时候：当时的莱因哈特已经怀孕，又忙于学校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记中那些可怕的内容。
莱因哈特委婉地拒绝保存，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则继承了这些文件。
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一直不为世人知道，甚至连德国的历史学家也全然不知。
如此保密可能有几个原因。
据莱因哈特说，拉贝曾告诉奥托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
他的小心谨慎很可能与他曾受过盖世太保的折磨有关系。
但拉贝家人不愿公开这些材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拉贝的一些家人曾为拉贝的纳粹身份担心气另外，即使这些材料很有价值，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出版一名纳粹的材料或是宣扬他的成就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纳粹对自己的记录也保持着沉默。
在发现拉贝的材料后不久，我得知另外一个纳粹的关于南京暴行的日记，是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的《南京毁灭的日子》。
克勒格尔在90岁时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彼得·克勒格尔在他的书桌里发现这本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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