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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在给我的信中说，他收到我的信时刚刚发现那本日记。
这真是幸运，如果我的信早到一个月，彼得只能告诉我他父亲只有关于南京暴行的几篇报刊文章。
时至今日，彼得也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从未向他提起南京暴行或是那份日记。
我想这与拉贝将南京暴行的报告呈给希特勒后遭到的冷遇和迫害有关。
在日记的最后潦草地写着一行字，无疑是克勒格尔的字迹：“这一切与希特勒政府的看法截然相反。
所以，我必须对此十分谨慎。”
是厄休拉。
莱因哈特最终将拉贝的英雄事迹公诸于世的，在收到我的信时，她决定仔细检查那些日记。
她从叔叔（奥托·拉贝——译注）那里借来材料，决定亲自读一读。
然而，其中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日本士兵在大街上集体强奸妇女和中国受难者被活活烧死的描写使她感到天眩地转，难以平静。
几个月后，她还是摆脱不了恐惧的心情，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向《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也是一个显然要引起争议的观点：日本人在南京对受难者的摧残甚至超过了纳粹的残暴程度，日本人比希特勒还要坏得多。
莱因哈特担心向世界公开这些日记的影响。
她认为这些日记会成为破坏中日关系的炸弹，在我的催促下，也是在为联合国工作的曾担任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主席的邵子平先生的催促下，莱因哈特决定将日记公开。
她用了15个小时将日记影印出来。
邵子平担心日本右翼分子会闯进莱因哈特家，毁掉日记或是用重金买走原件，固就很快把莱因哈特及其丈夫用飞机送到纽约。
在纽约，日记的副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捐给了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该日记首先在《纽约时报》披露。
之后，在1996年12月12日——南京陷落59周年，彼得·詹宁斯又在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有线新闻广播公司及其他世界媒介组织做了报道。
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日记价值的看法完全一致。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该日记是南京大屠杀确实发生过的更具结论性的证据，同时，这是一份从纳粹分子的角度写出的东西，更令人感到意味深长。
拉贝的记述增加了美国关于这场大屠杀的报道的真实性，不仅是因为一位纳粹缺乏编造南京暴行的动机，更是因为在拉贝记录中，将美国人日记从英文译出的内容与原文一字不差。
在中国，学者们在《人民日报》上声明，拉贝的日记印证了中国很多现存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史教授威廉·柯比告诉《纽约时报》：“这是一份扣人心弦、令人压抑的纪实资料，细致地运用了大量的细节和冲突。
它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使人们将重新审视南京的暴行，通过它，人们能够了解每一天的事情，为早已广为人知的南京暴行再增加100到200个故事。”
日本的历史学家们也声明了拉贝日记的重要性。
宇都宫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笠原十九司在《朝日新闻》上声明：“这份报告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出自一个日本盟友的德国人之手，还在于拉贝曾将这份报告呈交希特勒，以使其了解南京发生的暴行。
拉贝曾是纳粹党在南京的副主席，他恳求日本盟友的最高领导希特勒干涉这次大规模的屠杀。
干叶大学的日本现代史教授秦郁彦补充说：”
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一个自己的祖国同日本是盟国的德国人客观地描述了南京的暴行。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历史文件，它的价值超过了美国传教士的证词。
当时，德国正对站在日本还是中国一边举棋不定。
但是，里宾特洛甫（纳粹战犯，1938年起任德国外交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注）就任外交部长促进了德国与日本结盟。
在这样紧要时刻，拉贝还试图让希特勒了解南京的暴行，拉贝的勇气实在令人敬佩。
“
第十章 被遗忘的大屠杀：再次凌辱
今天，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或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有哪一个孩子没有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哪一个孩子没有读过年轻的安妮·弗兰克在集中营里悲惨遭遇的故事片断呢？的确，至少在美国，大部分学生都受到了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毁灭性后果的教育。
但是，如果去问多数美国人——无论成年人还是孩子，包括受到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他们是否知道南京的暴行，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对60年前南京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一位著名的政府的历史学家告诉我，在她读研究生期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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