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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吉的胶片交给任何人看。
在被释放之后，或许是为了他的安全，西门子公司立即将他派往国外。
后来的几个月，拉贝在阿富汗工作，帮助那里的德国人取道土耳其回国。
10月，德国政府退回了拉贝的报告，但约翰·马吉拍的胶片却被留下了。
（拉贝一直不知道希特勒是否读了他的报告或是看过那些胶片，但今天拉贝的家人确信希特勒看过了。
）德国政府告知拉贝，他的报告被送往经济部，在那里被政府的高层人士传阅，但拉贝不应期望德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会因此有所改变。
后来的几年对于拉贝来说就像恶梦一般。
他的寓所被炸毁，苏军占领柏林又使拉贝一贫如洗。
厄休拉·莱因哈特说，他们一家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住在柏林由英国人占领的部分，而不是苏军占领区。
拉贝仍然断断续续地为西门子公司工作，把经济信函译成英文。
但微薄的薪水仅能维持一家人的生存。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拉贝遭到了很多愤怒的指责。
首先，他被苏联人逮捕，在弧光灯前被审讯了三天三夜。
然后，他又被英国人抓去折磨了一整天，但后来发给他一个工作许可证。
（这个许可证对拉贝来说用处不大，因为西门子公司还没有给他一个长期职位。
）最后的羞辱是因为一位熟人的告发，他被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非纳粹化”
的过程中。
他必须支付辩护费用，在这期间，他还失去了工作许可证，耗尽了积蓄和精力。
拉贝一家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拉贝还不得不把他收集的心爱的中国工艺品一件件地卖给美军，以换取豆子、面包和肥皂。
营养不良使他患了皮肤病，而悲哀和压力更是摧垮了他的身体。
在南京，拉贝是一个传奇，而在德国，拉贝是一个垂死的人。
拉贝日记中的这段摘录表明了他在1945…1946年间的精神状态：
西门子公司没有我的工作——我失业了……根据军政府的规定，我必须持我的基本生活保险单到施潘道区（柏林西北部的一个区——译注）的城市商业银行登记。
我工作多年积蓄的1027多镑（总共5000镑的剩余部分）都在格雷特（马格丽特·拉贝之女）的手中，我想，这笔钱已经没有了。
上个星期天，我和妻子（多拉·拉贝）呆在克桑滕大街（拉贝被炸毁的寓所所在地）。
有人打坏了地窖的门，把我的打字机、收音机和其他东西偷走了！
现在多拉只有44公斤重——我们都已经十分虚弱了。
夏天就要过去了——冬天会带来什么呢？从哪里能找到燃料、食物和工作？我眼下正翻译田伯烈（Timpe…ley，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
——译注）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中译本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译注）。
但现在还不会有收入。
或许，我应当弄一个更好的食品供应卡，……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德国人都有了。
我们在不断地忍受饥饿——我没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要写的。
除了那点可怜的食品，只能嚼些橡子面粥。
秋天的时候，妻子悄悄地收集了这些橡子。
现在，口粮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天天吃带刺的荨麻，它的嫩叶吃起来很像菠菜。
昨天，我要求非纳粹化的请求被拒绝了。
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曾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但我的请求还是被拒绝，因为我曾当过短期南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而像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本不应加入该党的。
我还要请求……如果他们不给我在西门子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不知凭什么能活下去。
我必须斗争——可我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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