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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参加这场廷辩的还有姚枢、许衡。
因科举实行几代后，其本身的流弊也逐渐暴露，读书应试者死守章句，专心于场屋程文，不通世务，难成治国之才，科举选拔人才的实际作用已大大减弱。
当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甚至有人把金朝的亡国归咎于崇儒。
故在当时拥有很高威望的许衡也并不热心科举而主张大兴学校以培养、造就人才。
元世祖需要的是务实治国之才，也认为“科举虚诞”
。
对许衡、董文忠等的意见和倾向自然容易接受，因而对科举一直缺乏热情⑧。
蒙元时期有大量宗室、勋臣和怯薛子弟入仕为官，又接收了金朝的降臣、降将，汉人世侯也各自辟置了官属和幕僚，元廷没有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迫切需要。
但呼吁恢复科举者显然也大有人在，因而长期以来，关于恢复科举的议论和筹备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
十年（1273），又有诏行科举，命翰林老臣等拟定程式。
十一年十一月，翰林院上奏所拟科举程式于太子真金。
“奉令旨，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
。
十二年正月，又议。
参加者有窦默、姚枢和刚剐奉召入京的杨恭懿。
恭懿言：“明诏有谓：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曰为赋诗空文。
斯言诚万世治安之本。
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售，试以经义、论策。
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趋厚，国家得才矣”
⑨。
看来，这次讨论的结果可能是确定了以经义、策论两科取士。
苏天爵说，“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
。
科举的准备工作看来也已经完成，但最后还是未能付诸实行。
至元二十一年，中书右丞相和礼霍孙再一次建言设科举，再诏中书省议。
不久，“和礼霍孙罢，事遂寝”
⑩。
在官僚队伍的补充和更新方面，由于不能以科举选士，则不得不开辟新途径。
而某些低级官员出现空缺时，也常常以吏员升职，久而久之，吏员出职逐渐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科举停废造成的人才短缺现象。
灭宋后，又搜罗了一些南宋儒生，世祖后期，多以儒臣任监察和词苑职务，通过他们掌握舆情和整顿吏治，也能大体上维持元朝社会关系的平衡。
元世祖时期这种用人政策的实施使科举选士的重要性降低，科举已不再是选士的重要途径。
成宗、武宗的经历又是以领兵镇守漠北为主，与儒生接触甚少，对科举取士更形隔膜。
因而，历世祖、成宗、武宗三朝，恢复科举虽然曾多次被提及，到仁宗即位前，却一直是议而不行。
就最高统治者对科举的态度讲，仁宗的情况与前几位皇帝显然不同，他自幼生长于汉地，一直有儒臣相伴，特别是名儒李孟，“仁宗在宫中，孟曰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
。
在怀州四年间，他也始终随侍身边，“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
。
李孟依然坚持“汉、唐、宋、金；科目得人为盛”
；柏铁木儿也特别提出“先朝尝欲举行而未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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