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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留下关于他究竟信奉什么宗教的明确记载。
从聂思脱里教派当时的传播情况看，乃颜皈依这一教派是完全可能的。
马可·波罗还提到乃颜是按照“不出血死”
的方法被处死的。
而根据汉语文献，我们只知道乃颜死后被扔进了附近一条名叫失列的河里。
他被按照处死蒙古贵族的传统方式执行死刑，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势。
马可·波罗的这些讯息，无疑是从元朝官场知情人的口中获得的。
乃颜之乱发生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
马可·波罗大概要从马八儿回到中国以后才能听说这件事。
这时候离他南走泉州、航海西归已经没有多久了。
在汉语史籍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马可·波罗的直接记载。
汉文文献中先后提到过好几个“孛罗”
或者“孛罗丞相”
。
但他们都是蒙古人，其名称乃是蒙古语（Bolod译言钢铁）的译音，与马可·波罗的欧洲姓氏Polo也不相干。
那么，这个在威尼斯以“百万”
先生著称的人，真的到过中国吗？很久以来，总是有人在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古代风景画鉴赏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提出以下这些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首先，虽然马可·波罗讲述的旅程大体上是自西向东，再从东亚回到西方，但他的经行路线时常中断，突然跳跃到另一个端点重新开始，顺序颠三倒四。
所以“虽然现在还有人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继续进行考察，但一些卓越的旅行家在有人向他们详细询问时承认，在波斯以远地区一步不差地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
其次，他在书里谈到的若干情节明显地属于自我吹嘘和作假的性质，例如他说自己是元军攻占襄樊时在前线制造回回炮的人，又说自己曾做过三年扬州城的长官，等等。
再次，他在中国生活长达17年，为什么一句也没有提起关于中国的许多最独特的事物，例如女人的小脚、茶、长城、筷子，还有汉字，而这些本来应当是最能吸引马可·波罗本人以及他的本国读者的好奇心的。
最后，就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中国的汉语文献汗牛充栋，但居然没有一件直接提到过这个传奇人物。
“不见经传，耐人寻味”
，因而使人生疑。
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人，于是把他的《世界记》看做是由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和一个三流的通俗传奇作家合作，根据一本通商指南或导游手册之类的读物编写而成的世界地理概述，而不是真正的具有行程日记风格的个人游记。
在他们看来，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知识与他所宣称的17年在华体验是根本不相称的。
中国学术传统历来强调“说有容易道无难”
的原则。
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也许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这些理由全部迭加起来，似乎仍不足以排除他本人的说词。
要一个人在事隔十多年后“一步不差地”
把过去的复杂旅程回忆出来，这差不多是一种苛求。
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除了几次明显的中断和插叙，基本上是可以按元朝政府所设驿站的走向予以复原的。
他确实在有些地方自我放大，浮夸吹嘘（如在襄阳造炮），不过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而将他的全部叙述视为不可信吗？
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马可·波罗，对于这个国家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和习俗，了解得确实很少。
不过，它发生在元朝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就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了。
尤其是在元代早期，统治上层中间蒙古、色目人的影响仍具有压倒的优势。
真正受信任的汉人大多会说蒙古语，可以不资“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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