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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族社会内部关系的演变看，这一变化自有其内在推动力和既定轨迹，但它同时也确实体现了蒙古社会制度对汉文化传统的刺激和影响。
为什么在元代中国会形成如此壮观的多元文化各展姿彩的局面？
首先，这与蒙古人“远涉山川”
的征服活动有关。
元对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此前500年间中国国内五六个民族的区域性政权并存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
全国范围的和平环境和地区间交流为经济的增长和积累提供了最必要的条件，文化的创造和繁荣于是也才成为可能。
元曲，元瓷，大江南北棋布星罗的繁华城镇，文人画，北至极圈、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的晷影实测，黄河河源的探测，《至元大一统志》地图的制作……这些不平凡的文化成就，都是凭借着大一统国家的雄厚资源取得的。
蒙古的统治并不限于今日中国的版图。
四大汗国的疆域，在北方沿咸海、里海、黑海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西至伏尔加河流域，西南远至两河流域而接近小亚细亚。
元代中国与位于几乎整个中亚和西亚的各邻邦，都成为同一“黄金家族”
的各成员君临之下的国土。
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不睦与战争，但在大多数和平时期，其相互关系要比一般的宗藩关系远为密切。
蒙古的驿站体系从中国的大都一直通达南俄草原和波斯各地。
东西陆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都超越前代。
当时人说，要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门去访问邻里一样容易。
从波斯湾东渡印度洋，经由东南亚诸国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远洋航行，亦因阿拉伯航海技术与中国的针路（水罗盘导航）、牵星（根据恒星高度测定船舶所在位置）技术的结合而更安全可靠。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这样的情势下自然也就愈趋活跃。
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野再进一步扩大，就可以发现，从1250年到1350年的100年，正是整个旧大陆被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结为一个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时期。
这一体系共由七个地方性商业区域构成，即西欧，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巴格达—波斯湾地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地区，阿拉伯湾沿岸地区，印度洋沿岸地区，中国；它们又组成三大次世界体系，即欧洲（由西欧和地中海地区构成）、中东（由巴格达—波斯湾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区和阿拉伯湾区构成）和远东（包括印度洋区和中国）等次级体系。
在这个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中，元代中国同时维持着陆路与海路的对外沟通，这对于一个完整的前现代世界商业圈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提出上述“前现代世界体系”
说的英国学者卢迦德说：“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因为正是中国，把北方的陆上商路与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连结成为一体。
当这两条商业交通路线同时充分地发挥效能，尤其是当中国处于统一之中因而能够作为‘毫无周折的交换中介’把它们联接起来时，世界商业的循环圈就得以完成了。
确实，只有在13世纪和14世纪上半叶，亦即当上述循环圈保持着完整的时期，人们才能提到‘前现代世界体系’这样的概念。”
基于上述特定的时空背景，元代中国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整个旧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走向。
多元文化在这个“世界体系”
的最东部分展示它五光十色的风采，其意义甚至已超越中国文化本身，而体现了旧大陆上人类“大历史”
的脉动。
在血战中统一漠北“我们厮杀吧，胜者为汗！”
——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传》12世纪时候的草原各部与直到近代的情形相类似，12世纪时，在今天称为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区域里，可以看到四种主要的自然景观：草原、戈壁、沙漠和森林。
草原面积占据高原总面积的约3／4。
在高原南部和北部丰美的水草地带之间，是一片植被稀疏的砾石荒原，这里、那里的裸露着黑色的石头，蒙古人称它为“戈壁”
。
正是这片戈壁把草原分为两大部分，分别叫做漠南草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漠北草原（在今蒙古国），“漠”
在这里指戈壁滩荒原而言。
漠南和漠北都有一些沙漠地带。
刮大风的时候，沙子遮云蔽日；沙丘此起彼伏，作波浪形的移动。
漠南东缘是大兴安岭的山林；漠北的北部沿边有很多的桦树林。
草原中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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