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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一套方案出台，目的就是为了用刷新后的新标准取代现有的旧标准，现有的旧标准是多少，摸清楚并不难，可是刷新后的新标准又是多少，谁也无法提前预测。
可你又必须进行提前预测，预测你的方案推广后，产量大概会超产多少，成本会下降多少，质量会提高多少，实现阶梯产量后，平均工资的同步涨幅会是多少，当然，这些只是你的预测，实际情况与你原先的预测，往往会有相当大的出入，所以预测时还要留有余量。
企业界对此有一个极其通俗的比喻，叫做“跳起来摘桃”
，桃子得挂多高，才能让人们既要“跳起来”
，又能“摘得到”
，如果你把桃子挂得太低，人们伸手就能够轻易够得着，也就失去了“跳起来”
的意义，如果你把桃子悬挂得太高，人们“跳起来”
都摘不着，就成了王母娘娘蟠桃，除了神仙，普通人根本够不着。
国家标准就属于典型的蟠桃，即使你脱衣服当裤子也不可能达到。
你想啊，人都能够得着，那还叫国标吗？只有神能够得着，那才叫国标。
另外，由于各项指标相互关联，相互牵制，产量可以影响成本、质量，又会受到设备故障、技能改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因素，你必须通盘来考虑。
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当成大大小小不同的桃子，你怎么样才能收获更多。
不难想象，做出这样一个方案，后期还要进行大量运算，运算的工作量相当惊人，同样也不能出丝毫偏差。
那时四通才刚刚问世，电脑还没有全面普及，所有的运算都得靠人工来完成，不像现在，靠一台智能电脑，轻易完成各种复杂运算。
一台小小的袖珍计算器，便成了陪伴你的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全部宝贝家当，一组数据算出来后，还要重新复核一遍，两组数字对照无误才可确认。
比指尖还小的计算器小按键，被伸出的食指像弹钢琴一样连续不间断敲击，发出连贯的“嗒嗒”
声，就成了陪伴你的最好音乐，久而久之，食手被无数次高频率的强烈快速敲击，形成了一自然的弧度，至今仍无法伸展。
当时有一个品种的坯布，已经有很长时间不生产，是否将其纳入单价体系，我和老彭一时半会儿都吃不准。
后来我们找到销售部门，翻阅当年的销售订单统计报表，发现近两个月都有少量该品种的订单需求，而且需求量还在不断增加，但由于总的需求量不大，销售部门私下与生产部门协商时，生产部门也嫌该品种停机时间太长，重新上机需要重新组织原料、重新调试设备太麻烦，也不愿意上机该品种，于是就把订单给压了下来。
后来我们通过对比发现，该品种的订单价格比标准品还高，经过与相关人员一道反复测算，利润空间也比标准品还大。
市场需求在逐步抬头，价格与利润又相对较高，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市场前景，于是我们又重新将其纳入单价体系。
可是紧接着问题又来了，要把它纳入单价体系，首先就得确立它的单价系数，由于停机时间太久，人们早就对该品种变得记忆模糊，虽然我们找了很多生产、技术人员进行全方位摸底，但每个人的说法都莫衷一是，有人说它的难度系数高，有人说它的难度系数低，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们当时没有轻信和采纳任何人的意见，决定找出一段样品与标准品进行现场比较，可是接连跑了几处成品与销售库房，由于长期断货和人员更迭，连该品种的登记目录都查不到，把每个库房翻了个底朝天，仍然难觅它的踪迹。
最后好不容易根据一位老销售员回忆，才在样品间内的一个堆放杂物的小套间，找到了仅存的少许样品。
我们把它与当时正在生产的标准品染成同一批次的颜色，然后召开专门的座谈会，将它与包括标准品在内的一些常规品种进行比较，现场观摩织物结构，手感、外观、质地，实物就摆在那儿，与会的生产能手、技术人员过去又长期跟它打过交道，再回忆起来就容易得多，最终确定一个合理的系数。
不久，该品种就上机开始大批量生产，成为厂里的俏销品。
直到现在，我都不得不佩服老彭与我的机敏，如果我们当初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偷工减料，那一套体系都不可能制订得如此尽善尽美。
尽管我们为这套方案倾注了满腔心血，但因为前面经历的失败太多，一开始真的不敢对它抱有太大奢望，所以，当我们千呼万唤终于把它做出来时，其实内心的焦虑是大于喜悦的，方案实施第一个月产量下降，无疑为这种焦虑雪上加霜。
我当时还劝慰老彭：“反正失败的次数已经够多，也不在乎再多这一次。”
正是在这种复杂矛盾心态的作用下，当第二个月传来产量大幅度飙升，质量、成本等综合指标空前高涨，当月实现扭亏为盈的喜讯时，我们都怀疑这是否是真的，用两根手指头狠狠地掐了掐脖子上的肉，很痛，再看一看周围每一个人脸上洋溢的那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喜悦，才确信这一切都不是梦。
也许是胜利来得太突然，竟让我们有些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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