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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了一支过硬的班子，才能带出过硬的队伍，长期奋战在矿山建设第一线。
主任们平时各司其职，很少在一起聚首，唯一的一次“联合出击”
却非常富于戏剧性。
一次，一名中年女工因夫妻关系不和，离聚无常，后又与另一名男子搞到一堆，并且把肚子搞大了。
对属于生活隐私的作风问题，主任们自然漠不关心，可一听说她的肚子搞大了，领导们却个个瞠目结舌，并再一次倾巢出动，和和气气地把那名女工接到会议室，5位领导围坐在四周，轮番上阵，先是循循善诱、耐心安抚；最后又直陈利害、阐明初衷，终于使她打消了超生的念头。
事后我们戏谑地谓之曰“某女工舌战群儒。”
车间领导之所以对属于生产之外的计划生育工作如此重视，是因为它也与安全、成本、产量、治保等工作一样，属于“一票否决”
的范畴，关系到每个人的乌纱帽。
车间领导过得硬，下面的工段干部和基层的班组长们也不含糊。
这里的工段干部基本上是以矿为家，没日没夜地泡在采场，常年一身油，一身泥，和普通的矿工们几乎别无二致。
他们凭籍着对企业的一腔炽热之爱，用最原始的本能来支撑自己超负荷的体力支出。
平心而论，他们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管理方法，当时车间、工段干部的主流，大部分是70年代初从各地农村招收来的工人和第一代矿工的后代，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有幸被中途保送到“工农兵大学”
深造，已算得上是佼佼者，管理上玩不出任何新鲜花样，但就是这样一群不善言辞，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木讷的群体，却时常让我感动，他们对企业的忠诚，不是挂在嘴边，而是用具体的行动来诠释。
用管理学的术语来形容，就是“管理到现场”
，不分白天，不分黑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不间断。
梅继承、占克敬只是他们之中的一个缩影。
跟他们朝夕相处，我时常受到感动，感动过后自然而然会产生一股写作的冲动，并身不由己地将这种冲动付诸笔端。
我的大作不断发表，引起了女宣传部长倪颖的关注，还主动邀请我去她的家里吃了几次饭，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倪颖是名牌大学本科生，在人才相对匮乏的矿山，自然属于俏销货。
一个小小的生产车间，能在各种大小报纸上连篇累牍成为报道的主体，我再次引起矿里的注意。
到车间机关工作还不到半年，矿里又一纸调令让我去当秘书，接到调令后，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愿意离开车间，不愿意当秘书。”
但经不住崔昌硕的再三劝导，还是第三次踏入了秘书的门槛。
我到矿办当秘书那一年，矿领导班子刚经过调整。
由于刚刚离任的前任矿长是党政一肩挑，他调走之后，一下子就空出两个位置来。
矿长一职由半年前从录磊营调来东山当副矿长，西南矿业大学毕业，年龄只比我大一岁的鲁迪啸接任，党委书记由原来的副书记年更生接任。
才30出头，在所有矿领导当中年纪最小的鲁迪啸，到东山还不到半年就被扶正，连他自己也很意外，常对人说：“没想到把我拿去受审判。”
我当秘书就是鲁迪啸极力举荐的。
据说当时秘书的人选共有两人，年书记力挺的秘书人选是矿子弟学校的一名姓柳的语文教师，但鲁迪啸和其他几位矿领导都一致看好我，最终那名大学毕业不久的柳老师未能竞争过我，只得屈尊到倪颖手下当了一名理论干事。
鲁迪啸当矿长后主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转供电，因为矿里一年的转供电金额就占据了亏损额的一半以上，如果转供电量控制不下来，扭亏只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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