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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复违反协约，请求取消自治，实多不合之处。
而库伦陈都护使对于此案，异心不息，反根据与各赛特私议事件，不体众议，再三勒迫，近日益甚，由应在买卖城驻扎之防兵内，拨出支队，分驻逼迩库伦学经及喇嘛等地点，擅占外国商人房院。
似此种种滋事情形，委实有拂众议，鄙心殊抱不安。
深信前此我大总统密谕亲王朝克图尔巴达尔胡之仁谕，为此列举情形，密请鉴核。
特派萨密迪巴克什诺门罕北勒岗禅呼图克图达木唐巴札尔，前去与我大总统献帛请安。
恳将在我边地内人地不宜之陈都护使立予调任，自治官府仍旧存留有效。
若是，则黄教益形尊重，逐渐扩张，永昭仁慈。
中华大国与外蒙古之睦谊，益觉敦重无极矣。
谨呈。
哲布尊丹巴特派地位仅次于他的嘉亨尊活佛，亲持这封信，送往北京，嘉亨尊于26日启程，11月1日到京。
哲布尊丹巴既然表明了反对撤治的态度，于是陈毅和王公们只好片面进行了。
王公们决定单独具名递送一件呈文，由陈毅于10月29日、30日电达北京。
这时的王公们已势成骑虎，在外蒙的自治政府看来，王公们向北京政府请求撤销自治，无异是外蒙自治政府内部发生了政变。
北京方面，这时的国务总理已是靳云鹏，他在收到陈毅专人带来的六十三条后，立即召集各部开会商讨，并于10月20日电告陈毅说：“徐筹边使日内赴库，抚视所有军队，对蒙方面并无直接任务，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以明权限。”
在段系中，靳云鹏和徐树铮是不和的，因此靳内阁当然不愿意见到徐树铮在蒙事上立功。
陈毅以为外蒙撤治交涉，始终是自己一手经营，当然不愿徐树铮干涉，所以当陈收到靳阁20日来电后，立即复电询问国务院：“前送条件，徐使曾否得阅？”
徐树铮当然知道这个密约，所以他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对于六十三条件表示有“七不可”
。
同时要求待他召集一个会议研究后再做决定。
靳云鹏对徐电大为反感，提交国务院会议时，靳认为此案已经阁议通过，就唯有决定去做，不可出尔反尔，自损威信。
并且对徐要召集筹边副使等开一个会议，认为筹边会议只可在边防范围内讨论问题，而外蒙撤销自治案，已经政府交给陈都护专办，就不必他人越俎代庖；至于后果如何，等办理后再说，纵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没有损失。
靳且指示照他的这番意见电告陈毅。
原来，陈毅的秘书黄成垿携带六十三条密件到京时，徐树铮尚在北京，黄到后六七天，陈毅有电给徐树铮说：“黄成垿有秘密要务赴京，到时祈面晤。”
可是黄成垿由库伦动身时，陈毅又曾嘱咐黄避免见徐，不要让徐知道此事，所以黄在北京尽量避免见徐。
有一天黄在国务院碰到徐，黄不知陈毅有电给徐，所以见到徐时支吾其词，只是说这趟是因私事请假赴奉天，陈都护嘱就近到北京来催队伍。
徐树铮于10月23日由北京启程赴库伦，动身前一天，往谒徐世昌，大徐问及小徐有关外蒙古撤治事，小徐答称没有见到原案，大徐即令他向国务院秘书厅去调卷，卷调来后，原来是陈毅送来的密件，上面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
徐因系奉总统命令，所以携带该件北行，10月29日抵达库伦。
陈毅并不知道他送去北京的全案已在徐树铮手中，所以对徐尚支吾其词。
而徐则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反对这份条件，认为有七不可。
这件案中，陈毅不希望徐树铮介入，是认为已成的功劳不愿徐分享。
国务总理靳云鹏则因与小徐有夙怨，自不愿见小徐立功，所以搞得非常复杂。
陈毅可能不懂利用王公和喇嘛之间的矛盾，达成政治上收回外蒙主权的目的，他只是很呆板地和车林商讨办法，所以《外蒙善后条例》简直就是陈毅帮忙蒙古王公向中国“争取”
自治，而不是“撤销”
蒙古自治。
当时外交部对这个六十三条的批评是：“如就条件全文加以研究，则名义上政府虽收回统治之权，仍属有限制。
外蒙虽有取消自治之呈请，而按之条件，自治之精神与基础仍属照旧存在。
……至于对俄国各条……则俄国在外蒙一切利益，并未因之受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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