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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失败，逃出北京，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剪去他的辫子，叫他具结，永不参加复辟才放他走。
民国6年8月他被任命为都护使。
外蒙古的政制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界限分明；迨自治后，活佛哲布尊丹巴为政教领袖，于是喇嘛专权，王公受排斥，只因喇嘛有俄人为靠山，可以为所欲为。
迨俄国内乱，无力兼顾，王公乃发动撤销自治，其目的不是在归附中央，而是在恢复前清的旧制，借以重掌政权。
代表蒙古公王集团来和陈毅接洽的，是外蒙古自治政府中的外务总长车林多尔济。
陈毅和车林从8年1月中旬商谈撤销自治问题，一直没有具体的发展。
到了8月4日，库伦大会开会，王公喇嘛之争益烈，王公们为了重掌政权，决心牺牲自治，故授权车林与陈毅具体磋商，双方决定了两项原则：（一）恢复前清旧制，五部直属驻库大员（以代替活佛）。
（二）设置地方自治议会，由王公组织之（以排斥喇嘛）。
以上的协商和条款，均系秘密进行，俄人及喇嘛毫不知情。
陈毅把交涉情形电告北京政府，国务院于8月21日提出阁议讨论，当时对于条件内容并无任何意见，不过认为在程序上必须由外蒙王公先用全体名义呈请政府恢复原制，然后政府根据外蒙的请求再与磋商条件。
国务院根据这个意见训令给陈毅，陈却没有办到，只是继续和王公们磋商条件，同时敷衍政府说外蒙古希望先以非正式商妥协商各项条件，才能安心撤销自治。
陈和车林商妥的条件，于10月1日派秘书黄成垿把条件草案送到北京，这就是外蒙善后条件六十三条，其中重要的事项如下：
一、中央政府无论何时何事，不能更改外蒙原有之分盟分旗制度。
各盟旗沙毕、盟长、将军、扎萨克、高卓特巴等原有之管辖治理权，永远照旧。
中央政府并不得施行殖民事项，将蒙旗土地改归他人所有。
二、设驻扎库伦办事大员一员，乌、科、唐、恰，可设参赞人员，帮办参赞一员。
正副人员，必须一蒙一汉，并且轮流更换（如第一任汉正蒙副，则第二任蒙正汉副），而汉员必须以文职为限。
即在北京之蒙藏院，其正副总裁之一，亦必须以外蒙王公任之。
三、中央在外蒙驻军，其计划布置及额数，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同商定。
遇有紧急事项，增派军队，事定仍须撤回。
四、内地人民建筑房屋，经营商工等业，以及开垦、种菜、伐木、割草，必须先取得该管扎萨克之许可。
五、开发矿产，兴办铁道、电报、邮政，必须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商办理。
如必须借用外款，并必须先得外蒙地方议会通过，始得办理。
陈毅和外蒙古王公们的交涉有个最大的阻碍，就是陈毅所选的对象根本没有力量，外蒙古自治政府的一切，完全操纵在喇嘛手中，而外蒙古人民的偶像是哲布尊丹巴活佛，也就是自治政府的领袖，活佛只信赖喇嘛。
现在陈毅和王公商量外蒙古撤销自治就是对抗喇嘛，王公们想借北京政府的力量来推翻喇嘛，喇嘛既然有势力，当然不会轻易就范，所以成功的希望不会太大。
陈毅想透过王公去说服喇嘛，又透过喇嘛去说服活佛，可以说只是一厢情愿；而王公们又不断供给陈毅错误情报。
8月19日陈毅给北京外交部电报说：“至喇嘛方面，王公既愿，彼必无词。
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
9月26日陈毅又有电报说：“喇嘛方面，经王公竭力疏通，亦全体通过，册封一事……复经回禀活佛，亦奉允许。”
可是这封电报发出后的第五天，10月1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却写了一封致徐世昌总统的信，叫墨尔根堪布等五个喇嘛于10月9日带到北京，信内略云：“今突由中国驻库办事大员陈毅，提出取消自治……并提出所拟60余条前来……于是本外蒙大众，咸以单独破坏协约……徘徊犹豫，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亦多忧虑，实深不安。”
这封信很明显地看出活佛是不同意六十三条的。
哲布尊丹巴接着又于10月24日给徐世昌第二封信：
大总统钧鉴：顷据库伦陈都护使声称，给予请求取消我外蒙自治公文，并编造蒙古以后遵行条件六十余条，与各赛特私室传观会议等情。
本处当以如果大总统知悉此事，宜暂候如何平定谢米诺夫所招之乱党，并招集本蒙古各王公扎萨克会议，解决内患等情，函至大总统去后，今蒙古各扎萨克大致尚未到齐，间有来者，不但不愿取消自治，希望仍旧存在，即库伦所有众蒙古喇嘛民人所属人等一闻知此举，亦议论沸腾。
据此以观，非惟本外蒙各官民等，咸称仍旧保存旧制，难于迫其遵从。
即取消自治之举，亦非出自我蒙赛特等之本意，只系陈都护使授意，借边患未平宜取消自治等词，迫令出此。
本呼图克图汗至再思维，我外蒙不惑谢党谄言，一意恪守三方协约，保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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