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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以漫不经意的态度说：“不否认也罢！”
后来帝制取消了，袁也死了，杨度也走了，通缉祸首令也下了，林又气喘面白地跑来说：“又陵，你要离京啊！”
严仍淡然说：“不离也罢。”
林急得搓手跌足说：“不离京也许要坐牢，老朋友要救也无能为力。”
严说：“是祸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么，文章我没有做，都是他们做的，是非终可大白，最好听之任之。”
严有十足的中国读书人怪脾气，老而倔强，贤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后生小子。
当别人恭维康、梁是先知先觉，严则说：“误清室者乃此二人，误苍生者，亦此二人。
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光绪终可畅行变法，乃康热中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
康最后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太甚，救国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与今我宣战。”
袁死后，有人问严说：“黎黄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
严说：“不行不行，黄陂德有余而才不足。”
他的怪癖是欢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恶之，人之所恶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学人是刘师培。
刘师培字中牧，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之家，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无所不通，旁及释道诸经典，不剽窃前人余绪，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刘好为大言。
其实他是有真才实学。
早年他和章炳麟办《国粹学报》鼓吹革命，又和章创光复会，其后亡命日本，也算是一个气度觥觥的革命志士。
他的太太是扬州何家辂的胞妹何班（后改名何震），是一位风流跌宕的交际人物。
两夫妇亡命日本时，刘与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见，何因不惯流亡的苦日子，便怂恿丈夫不如归去。
刘是个书呆子，慑于娇妻的阃威，又不胜浸润之谮，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党人疏远，于是大家异口同声说：刘光汉是老婆俘虏，做了清朝走狗了。
彼此既有意见，章炳麟等亦时对刘指谪，刘乃放弃党人，束装回国。
返国后入了两江总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贻书责刘，刘因内疚于心，不加答辩。
迨端方卸任，刘惘然无依，遂赴四川任国学院讲师。
辛亥革命后，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资州被杀，川中革命党人认为刘师培是端方故旧，欲置之于死。
章炳麟闻讯，急电谢天星等营救，词意恳切。
章电云：
……昔姚少师语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
今者文化凌替，诗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刘获章营救后，乃远走山西，后因蔡元培之照顾，得执教于北京大学。
民国4年受袁世凯委为总统府咨议、教育部编审、参事、参政、上大夫。
他列名筹安会后，曾发表《国情论》鼓吹君主。
可是他也真是一个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凯）也倒了，他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做了场黄粱梦，由西华门私宅迁至法国医院。
幸亏李经羲一言，才把他从“帝制祸首”
名单中剔了出来，于是他去邀了严复同至东厂胡同黎宅谢恩，黎没接见。
刘畏妻如虎，堪称惧内泰斗，尤其是张继（溥泉）形容起来，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据说张继寓居北京时，某夜刘仓皇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门声甚急，刘凄然告张：必是我太太来了，我怎么办？我一定要躲一下。
一边说一边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动。
张出启门，乃是另一位客人。
为之大笑，急返卧室拖刘出，刘再三不敢，以为张诳己，既出，手足战栗不已，谈话亦不终而告辞。
刘的《左衅诗文集》中，曾有《书杨雄传后》五古一首云：“荀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杨子云，卜居近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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