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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学校几乎毫不例外地是给高干以及没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或文艺界精英的子女预备的。
那儿的学生考入大学的合格率高达70…80％，而职工子女上的普通中学只有20％左右的成功率。
此外，普通学校的成绩一般的学生，就像出身不好的学生（不管水平如何），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进入培养具有一定技术知识的工人或农民的半工（农）半读学校。
这样，某一些人的命运早就定为下乡，而另外一些则完全没有这种顾虑。
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童大林曾经这样谈论北京的一所“重点学校”
：
“我们的毕业生不会成为董加耕＇他可是知青模范 ＇。
我们学校应该培养的是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妇联主任、中央委员、总理、领导人 国家级人物和军官。”
＇ 《北京文化革命通讯》1967年12月，刊于SCMP； 200； supp。
； 196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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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及保留态度
1963…1966年间下乡运动表面上的合理性隐藏着深刻的矛盾。
这个政策既是一种具有强迫性质的计划，又建立在自愿基础上。
它要唤起高尚的情操，但却制造更深的社会不公。
下乡人数定额分配到负责干部手中，他们然后再去动员年青人。
然而，怎么可以说服某一些人必须作出不是人人都得作出的牺牲呢？事实上，这个几乎是行政指令的规划因此就得借用运动的形式，而这场运动的开展则要依赖意识形态方面的利诱以及不可为人觉的经济政治上的压力。
管家们不能不理会意识形态，不然，在当年的政治形势下，对他们以及对他们的目标实现都会有危险，因为思想意识最高制定者只能是毛，而毛有其它的目标。
对他来说，思想意识并不只是遮掩经济需要的一件外衣，而是有着特定的现实意义。
其实，毛自从因大跃进失败靠边儿站之后，心中就念念不忘要进行政治报复。
自1962年，他即发起攻势，声称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因为，如果忘记了，在中国资本主义就会压倒社会主义。
因此，文化革命前的那几年全国处于越来越政治、也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
这可以从围绕着下乡运动的各种宣传中强烈地感受到。
从1964年起，所强调的越来越侧重于下乡的必要性是为了自身革命化以及与农民群众相结合，而不再是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
196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把提高政治觉悟放到了下乡运动目的的首位，远在实现农村现代化之前。
到1965年；对意识形态目的的反复强调就越来越占上风。
在这种气氛下，给知青和他们的父母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拒绝下乡，就是拒绝革命；拒绝革命，可能就是反革命。
强制下乡开始了，比如在广州，就有600名出身不好的半工半读学校的在学学生被迫在学年当中（1965年2月）下乡＇ S。
Rosen； 前引，页17，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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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时有的地方出身不好的学生都处于同样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而文革后就普及到所有的学生了＇ J。
Gardner，前引，页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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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有一例，我们的一位受访者是上海人，出身不好，1965年时和他的哥哥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政府只准许他们之中一个留沪工作，另一个必须到新疆去。
在他们两个作出决定之前，谁都得不到工作，连粮食供应都停止了。
最后是16岁的弟弟作出了牺牲＇ 与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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