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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那些赞成插队一辈子的在那儿吵吵嚷嚷闹翻天，倾向实行轮换制度的在政府内其实占多数。
这两种意向针锋相对，的确给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出了难题，不知道该朝拜何方神佛了。
1975年8月15日到9月5日由知青办在长春召开的座谈会上，明显地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
，所以知青办建议举行第二次全国工作会议来解决问题，还促请尽快建立中央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在第一次会议上已提出），以便可以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确凿指引＇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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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1973年准备开第一次工作会议的过程很相似，是毛收到的一封信让事情有了进展＇ 关于这件事，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30…135，及《大事记》，页14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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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19日，两位住在陕西农村的年轻人写信给毛和党中央。
一位是回乡知青，另一位是复员军人。
他们在信中首先赞扬了中国工业的大发展，然后万分遗憾地询问为什么只能从城市人或城市来的知青中招工，而农民的身份就应该是世袭的。
他们揭露有些城市青年，名字下乡了，可是根本没有来过农村，最后满了两年，也没经过贫下中农的推荐，就被招进工厂。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出身农村的毕业生就不能当工人。
在城市里招农村来的工人不是更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
吗？
他们是通过吴桂贤转呈那封信的。
这位与他们同省籍的女劳动模范，在文化革命中被迅速提拔，第四届人大上一跃而为国务院副总理＇ 从1973年8月的十大后，吴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由于和“四人帮”
的关系太密切，1977年就在政治舞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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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吴向毛呈上他们的信，同时还附上一封她自己写的信，表示同意他们的观点。
她指出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不招回乡知青的。
她反映咸阳地区的情况：大部分196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都被招工返城了，许多只下了乡两年的知青也走了。
这就影响干部为知青作长远打算。
这样大批回城，对下乡运动政策，是拆台。
毛在当时只剩下几个月的命了，2月12日在信后写上很简短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
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
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为了落实毛的这一最新指示，知青办公室建议成立领导小组，并准备在下半年内召开另一次工作会议。
2月23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些建议，任命陈永贵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组长。
该小组于1976年5月7日正式成立（毛的著名“五七”
指示发表十周年）。
侯隽、顾秀莲、沙风任小组副组长。
鉴于沙风进入了小组，知青办公室主任一职由于驰前接任。
小组开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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