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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指示,而那两位知青的来信和吴桂贤的信则决定压下,暂不散发。
在大会准备期间,派出75名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做调查,去寻找好的“扎根”
典型和坏的“拔根”
典型。
一回北京,就集中开会准备写出报告,可是意见严重分歧,会议还没结束就发生了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工作就给打断了。
8月27日发出的报告是受了那场批邓运动的影响的。
报告指出1975年很多知青在“拔根风”
之下回城了,奸污女知青的事件继续发生,走后门的现象更趋严重,因此建议召开大会讨论这些问题。
1976年9月9日毛去世,紧接着10月6日四人帮被擒,令原本预定11月举行的大会无限期推迟。
下乡运动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种形势呢?这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两派各持己见,一派是不露声色地执行轮换制,另一派则声嘶力竭地捍卫终身下乡制。
而鼓吹公开从农村招工进城的平均主义者们的建议则是对扎根派逻辑的一种弥补。
如果真的要把知识青年全都永久地安置在农村,那么就一定得找到足够的劳动力以应付发展工业之所需。
其实,无论是“拔根派”
,还是“扎根派”
,都试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同样的难题:如何面对几乎全民都对下乡运动所怀有的反感,以及几乎全部知青都想回城的迫切愿望。
1976年5月底国务院知青办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各地区知青办负责人的会议,与会者指出两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干部贿赂贪污成风与知青能否返城成行直接有关系,另外,有人滥用顶替制度把退休工人的子女调回城里。
看到几乎所有下乡多年但仍旧待在农村的知青,都是出身不好的(因为城镇工厂不愿招聘他们),那些负责人都感到很遗憾。
他们认为,这是违背下乡运动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的精神。
毛与极左派对走后门、贪污渎职、顶替制度的抨击被事实证明是对的了。
但问题是他们拒绝承认造成这一状况的深层原因,那就是广大老百姓对政府强加给他们的运动已经到了厌恶唾弃的地步。
因此,激进派所提议的解决方案只会使他们自己揭露的那些丑事变本加厉。
坚持开展一场强硬的下乡运动,就是说原则上每一个城市青年有下乡的责任而且要终身扎根的运动,结果只能有一个:一些与下乡运动精神相悖的现象将会层出不穷。
其实极左派们看到的,是毛1968年发起的这场运动在精神上的惨败。
然而,他们死也不会承认,毛在他有生的最后几年已经给他们作出榜样。
1976年9月底,有一篇文章透露毛当年“亲自发动和领导”
反邓斗争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邓企图改变下乡运动的政策' 在激进派形象语言里,是说:”
击溃了邓小平刮起的拔根复辟的妖风”
,《光明日报》1976年9月27日第三版。
'。
实际上,毛的下乡运动的构思宗旨,乃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都是他的领地,不容许任何人在他有生之年安然无恙地蹑足其间。
1977:华国锋无能为力的继承愿望
华急不可待地重申运动继续进行,令人民群众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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