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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们是想在某种程度上再来搞文化革命那一套，就是说，利用天真的青年去打击敌对的那一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毫不犹豫地跟“知识青年得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这一根本原则唱反调。
那些极左知青被人怂恿去揭发批判地方农民干部，连普通农民想多挣点儿钱而多开了一小块自留地的自发现象都没有让他们放过。
吴献忠指责她所在的生产大队书记是“走资派”
，只关心生产，结果导致该大队及属下的生产队干部大换班。
她还强迫农民把自己饲养的猪交售给集体，组织农民无偿地大搞没有任何价值的集体工程＇ 同上，页585…586。
＇。
那个时期的文艺宣传作品充斥着“阶级敌人”
如何阴险，如何让农民上了当，“好”
干部又如何与之斗争，等等，以此来掩盖存在的矛盾＇ 见《山村新人》。
这个六幕剧本在1976年摄制成电影。
＇。
实际上，这样利用极左知青，导致了多宗下乡知青与农民及地方干部之间的冲突＇ 毛远新亲自点名一个公社是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典型”
，在那里社员被批斗，其中47人被打致伤残，3人致死。
这个公社有86名知青参加了暴力行动；见刘小萌，前引，页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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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甚至还出现一个正统典型人物柴春泽，他创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说什么比起工人农民，知青更是一无所有，所以是最革命的，知青的任务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改造“小生产”
＇ 同上，页586。
＇。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紧跟极左派、又到处兴风作浪的知青其实为数极少，而且处于孤立状态。
这些扎根典型只能代表寥寥可数的部分青年，而且在他们的同伴中也只能引起鄙视或愤怒。
从这一点看，极左派企图像1966年那样利用理想主义的一代青年是完全落了个空。
这也说明他们如何错误估计形势，与1970年代中期的社会完全“脱节”
。
知青们早就没有了当年的单纯无知。
他们再也不是时刻准备着为某一政治派别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
那些为数极少仍然坚持的，最终得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不用等很久，因为他们的教父到1976年10月就倒了台＇ 见本书，页181…183。
＇。
毛泽东最后一道有关“指示”
另一个显示极左派在知青领域内一败涂地的例子是1976年知青返城的人数：135万，几乎跟1975年一样那么多＇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
＇。
反击“拔根派”
的运动没有收到任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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