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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范协定”
，要同工厂委员会协商的不仅是有关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等问题，而且包括人员配备和晋级提升等一切问题，协定还要求雇主向工厂委员会就生产程序和生产计划提供定期报告，并让工厂委员会查看公司的帐目。
这些权利后来进一步得到扩大，在非卡特尔化的工业中更是如此；“联合决定”
在战后己取代了工业的社会化。
成为西德有组织的劳工所主要关心的事了。
它虽然不完全受到雇主的欢迎，但在德国经济恢复时期确实有助于避免劳工的骚动。
要不是这样，可能容易出现持续坚持提高工资的要求。
1946—1947 年冬，由于工会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反抗只对共产党人有利，所以它们对工人们施加了一种可贵的起抑制作用的影响。
但是，为了保持对会员的影响，它们不能落得个唯命是从地与盟国消极合作的名声。
的确，从很早的时候起，工会就坚持不懈地要求改变盟国的政策。
工会发出了下列呼吁：停止拆毁可以用于和平目的的工厂，彻底整顿粮食分配机构，迅速追返战俘，把行政职权交还德国当局。
如果认为因为这些工人是反纳粹的，是反共的，他们甚至在有关工业组织问题上也和英美人意见一致，这将是一个错误。
恰恰相反，他们同别人一样热衷于使自己的国家从盟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而对于上述那些问题，他们首先是站在德国人的立场上去考虑，然后才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去考虑。
第二节 教会
因参与1944 年7 月20 日事件而被处死的忏悔教会领袖迪特利希·邦赫费尔在1941 年向一个朋友承认，他正在为他的国家的失败而祈祷，因为他认为这是德国用以抵偿它所造成的一切苦难的唯一方法。
决不是所有的德国教职人员的态度都和他相同：有一批人一度则被纳粹钓饵的票面价值引上了钩，真以为国社党会帮助教会达到它的目标；有些时候，这种幻想历久不灭。
许多教职人员坚持教会应超然于政治之外的传统观念，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准备按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要求而对之绝对效忠；当然，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抵抗。
因此，他们对盟国的胜利，普遍报之以拯民于水火的颂歌。
盟国的胜利也因那些曾在新教教会掌过权的德国基督教徒迅速销声匿迹而被欢呼；他们的领袖米勒主教自杀了，余下伪人以罕有的谨慎退居幕后。
象工会一样，教会也很明白，它们内部的勾心斗角妨碍了它们对国家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抵抗。
第三帝国的经历使它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且普遍地渴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不让这种团结烟消云散。
甚至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也有了友谊和合作，虽然因为不可能存在具有那种水平的思想统一，在新教教徒内部发生了一种最为重要的变化。
1945 年8 月底，符腾堡的主教武尔姆召集了所有可以邀请到的教会领袖在特赖萨开会，决定把新教教会生活中三个最重大的运动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团体——德国福音派教会。
这三大运动就是武尔姆本人于1941 年创建的“教会阵线”
、“忏悔教会”
以及巴代利亚、符腾堡和汉诺威的所谓“完整的”
教会。
后者曾经避免在1933—
1934 年间被迫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塞入他们的宗教会议。
选出一个十二人的理事会作为临时的“教会政府”
，而永久性的教会制度则被推迟到时局较为稳定的时候再行制定。
德国所有主要的路德派、改革派和联合派教会都接受这一决定。
实际上，忏悔教会希望立即实行彻底的改组，而保守的路德派则厌恶任何革命性的背离旧宗教的改革信条，上述决定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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