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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国家不加干预的情况下通过自由协商来确定工资标准，这个问题在德国还是陌生的，因为在1933 年之前，工资标准就早已通过法令规定下来了。
工会一向习惯于依靠强制仲裁的办法求得国家的支持，甚至在劳资双方已事先达成协议的地方也是如此。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部有人提出一种要求，要把工会与正在产生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就象苏占区内的自由德国工会那样。
事实上，在许多领域内，已经为工会会员参加各种咨询委员会（例如非纳粹化咨询委员会）和参加控制煤炭与钢铁工业的各种临时组织作好了准备。
但因害怕它们同国家机器联系得过于密切，害怕重新卷入好容易才摆脱掉的党派政治，从而损害工会的独立性，所以在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在进一步行动上以及在给予工会以一种法定地位上，都有点迟疑不决。
这种迟疑不决的原因常常不能为德国人所理解，结果他们对英美管制当局产生了某种不服从管制的情况。
工会施加主要影响的领域是参与联合决定或共同决定。
这同德国在1919年到1933 年就已盛行而在投降后又开始在各地自发出现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密切相连。
工厂委员会由一个工厂里全体人员（雇主除外）选出，所以通常包括不止一个工会的成员。
这样，按照传统和章程，工厂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工会的竞争对手，也必然成为以一个工业为基础组成的工会的竞争对手。
英国人和美国人担心工广委员会可能落入左翼分子的手中，而且可能建成一种与效忠的工会相竞争的组织；俄国人则把工厂委员会视为增进工人阶级团结的一种手段。
如何对待工厂委员会的向题被迫提出来了，因为有些委员会的成员，按特有的德国方式迫切要求象魏鸩共和国时湖那样确定该组织的法律地位，于是盥自管制委员会柱1946 年1 月10 日的第二十二号法令中对此作了规定；工广委员会的组成不是强制性的，按照法令要求，其明确的权利与职能只限于在工厂一级主持劳资双方谈判。
但为了防止两种形式的组织发生冲突，法令坚持要工厂委员会与工会密切合作；西部的工会由于同样的原因，企图通过公布一项与个别雇主签订的“模范协议”
来确定工厂委员会的地位，并且开展活动来保证工会会员在工厂委员会内取得席位。
这样就使共产党人的希望落了空，他们原来想利用工厂委员会去重新取得因受工会运动发展的影响而被剥夺了的对工人的控制。
然而英方的人力管理处担心，在德国组织起来的劳工事业可能因工厂委员会的发展而遭到削弱，并非获得加强，事实证明这种忧虑是有些道理的。
“你们的工厂委员会不是从工会运动中产生的，。
。
〔它们〕是依靠本身的权利，根据一项法令并在该项法令的。
。
培植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在你们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要在你们的组织上进行移花接木。”
德国工会联合会成功地把工厂委员会置于恰如其分的严密控制之下，但工厂委员会仍然是在单个工厂内照管工人利益的组织，而工会在一般工人看来则是在高一级起作用的外部组织，使人感觉到它主要是收集捐款的。
同时，工会的利害关系所在及其对雇主的不信任导致它要求获得的管理权力，远远超过英国工会参与共同协商的权力范围。
在英国当局看来，这又是危险的，而且野心太大了。
德国人却回答说：情况有所不同，英国制度的用意是信赖雇主们的诚意，而这种情赖在德国是不存在的。
这种心情在汉斯·伯克勒于上面提到的会议上回答卢斯先生的话里作了很好的说明：我们谈到工人在作出决定时应享受平等待遇，并非是空喊口号。
我们想争取这种平等是有其最紧迫和最现实的理由的。
我们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这个充满前所未有的事件的时代里。
工人再也不愿容忍任人摆布的境遇了。
必须记住，两次大战及其产生的后果把我们德国经济的缺陷完全暴露了出来。
把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引入两次大战并造成如此可怕后果的，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不管是政治领导还是经济领导。
既然我们总是被迫承认德国的雇主阶级目光短浅、顽固不化，既然我们下定决心不再被引进我刚才说到的那种可怕的情景中去，田此我们迫切要求在这方面取得我们的权利。
正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决不会象我们雇主那样心胸狭窄、顽固不化、目光短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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