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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通行的成本和价格条件下，复苏的真正基础，即外汇管制，却是没有的。
一直到1938年年底，成本和价格的上涨才被制止，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才被宣布废除，货币才稳定在把所有估值过高的偏差都纠正过来的水平上，以及暂时地把有些外流的法国资本实际上收了回来。
这样，法国连一点真正经济恢复的火花都没有迸发出来，它在整个三十年代仍然是虚弱的，而在此时期，德国和其他极权主义国家却正在增添力量。
毫无疑问，在这十年中，经济力量在欧洲领导权的生死收关的重新定向中，以及在全世界势力均衡的转移中，都起着关键作用。
在极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获得和维持经济实力的原因是什么呢？意大利、日本和德国，象民主国家一样，主要依靠对外贸易。
但是，它们的政府确保把因外汇收支波动而引起的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日本象联合王国和（为了不同的理由）美国一样，业已选择贬值作为改善对外收支的手段。
但是，它在萧条期间也对资本移动实行外汇管制，并在第二次对中国的征战开始的时候把此项管制保留和扩大到商品支付上。
德国和（初始的）意大利，象法国一样，拒绝了货币统一贬值。
意大利于1934年代之以外汇管制，而德国在希特勒上台的两年内把1931年以来管理资本移动的外汇管制扩大到一切现行的交易。
德国政府用这个方法确实能够防止外贸总支出超过总收入。
不过，这种对外贸易手法能给扩大的经济带来什么宽慰呢？如果世界需求恢复缓慢，外汇管制保证德国会得到它所需要的进口货物吗？当然不是。
如果出口收入不扩大，进口就必须加以限制，而这一点反过来就会对任何国内复苏计划设置障碍。
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德国人又向前进了两步：（1）实行外汇管制的同时，还实行进口许可证和限额制度，这使得他们能对必不可少的和非必不可少的进口货物加以区别；（2）如他们所做到的，德国政府掌握了德国对外贸易状况和结构的全部情报，鼓励发展本国资源和代用品来取代原有的进口货物。
这样就成功了一半。
因为如果不准许国外影响来危害国内的恢复，那么复兴就只是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手段来刺激国内需求的问题了。
在所有三个极权主义国家中，金融当局都同本国政府合作。
这三国的长期利率都维持在远远低于萧条以前的水平上。
虽然在德国，其稳定在百分之四点五至百分之五的利率仅仅在1935年才开始，但在1933年就已采取措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短期利率，恢复企业、银行和整个经济的周转。
一是制止通货紧缩，一是发行免税证和特别的可以再贴现的职业证券使所有企业和公共机构原来紧张的财政处境放松下来，正是这两项强有力地促使企业界的成员恢复了乐观。
对于恢复企业界人士信任感来说，较之有利的币制或许更有意义的是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
既然强有力的财界和工业界巨头在帮助纳粹登台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希特勒就履行对他们的诺言。
德国就象意大利一样，上述问题是用政冶力量解决的。
所有自由工会完全遭到禁止，还有集中营的威胁，是保证“工厂纪律”
的比较有力和比较直接的武器，相形之下，民主国家的雇主必要时执行纪律所能使用的解雇和失业两项武器就间接得多。
鲁尔的钢铁大王克虏伯提到，“通过合法手续任命雇主为职工的领导人，对于雇主来说是赋予他比以往更加开阔、更加愉快、更有希望的活动领域”
，有如他另一次把“我们企业中的劳工平静”
说成是新政权伟大成绩中的一项那样。
在这方面（一如其他许多方面），日本的情况同极权类型就不同。
在日本工会组织还存在，甚至直到1937年还有罢工发生。
不过，这些工会要比较为成熟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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