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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迫使国内价格下降来证明目前的汇率是合适的（即通过紧缩通货）或是变更货币汇率（即通过贬值）这样两种方法来恢复外贸收支的平衡。
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决定不贬值的方法而采用迫使国内通货紧缩的方法；他们使整个社会结构在释放出来的痛苦的阶级斗争震动下瓦解了。
对于法国这次极为悲惨的社会斗争的错综复杂的根源，任何简单的分析都不能充分说明问题。
不过，社会力量的联合看来是如下的情况：一直到1936年在勃鲁姆主持下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上台之前，法国各届政府的主要支持者是农场主、企业家、金融家，即人口中代表着大多数所谓“靠投资生活者”
的那些阶层。
降低价格的政策直接有利于靠投资生活者，但不利于个别企业主，特别是如果事实证明不那么容易降低工资的话。
但是，虽然作为企业主，他们可能希望改变紧缩通货的政策，然而作为靠投资生活者，他们又不愿如此，他们在靠投资生活者的许多集团中只是其中之一。
此外，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想要防止一个左翼政府上台执政的活，上述集团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要反抗这些集团吗？
由于另外一些理由，答案也是否定的。
法国工人正在争取承认集体劳资谈判的原则和增加工资。
法国雇主对于不准他们照自己的办法规定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意图表示不满。
他们和工人们都各执己见，工人们以罢工来反对削减工资。
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增加了，而雇主们无疑地希望贫困和匮乏会给工人们一个教训，使得他们比较听话一些。
当劳资之间的剧烈斗争在工厂中进行时，法国政府受到直接的压力，叫他们不要实施那些违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利益的政策（例如，提出种种公共工程计划从而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
在法国，对于正式选出的政府所施加的或许是最大的压力来自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他们鼓动靠投资生活者抗拒每一个贬值的建议，从而迫使政府继续退居幕后，纵然国家的经济地位和全国的社会安宁已经岌岌可危。
这场斗争一直斗到最后。
金融家们希望他们会有更持久的力量，但是，随着斗争的加剧，国内的信心动摇了，以致投机商们将黄金携往国外。
上述投机性黄金外流，比之逆差造成的外流更甚，极大地破坏了法兰西银行董事们能够施加影响的基础。
在1936年最初几个月，左翼势力积聚力量，投机性黄金外流由于预料会引起贬值而日益增加，法国此时的对外财政地位危若累卵，经济萧条也达于极点。
在希特勒进军莱茵兰两个月以后，勃鲁姆领导下的人民阵线联合政府开始执政。
勃鲁姆象罗斯福一样，推行旨在把复苏措施同社会改良结合在一起的长远政策。
法兰西银行受到政府更为直接的控制，但是同时工资率提高了，并开始实行带薪休假和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
由于对外收支的继续恶化，银行要求中止出售黄金。
这时，勃鲁姆将法郎贬值百分之二十五，并与联合王国和美国缔结三国协定。
这个协定规定，在未经相互磋商（并非相互同意）之前，禁止继续贬值。
1937年，就业略有增加，但是工时总数下降了。
进口额低于1929年百分之二十，出口额低于同一年百分之三十以上。
工资和原料成本的增加，完全被物价的成比例的增加所抵消，从而引起对外收支的进一步恶化。
这种恶化如果不是由于政府在公共工程和重整军备方面实行赤字支出，就会使国内就业水平受到的影响达到悲惨的程度。
勃鲁姆短命的联合政府使得阶级冲突严重化了，完全扼杀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但是，只要对外收支继续不受控制——而这件事转过来又是信贷相对紧迫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通过赤字支出来实现经济恢复在法国也只能永远是当时情况下的偶然性产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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