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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罢工发生。
不过，这些工会要比较为成熟的工业社会中的弱小些。
日本那时还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本的雇主能从剩余劳动力的汪洋大海中吸收工人，而从农村吸收到工业中的工人，其收入要比从事农业所得为高，这种工人刚刚开始有政治觉悟，他还没有严重危及“社会政治安定”
。
除了“企业中劳工平静”
得到了保证之外，大企业的巨头们对新政权的信任其次还因为它的立法而加强了。
1931年在日本，1932年在意大利，1933年在德国，为许多工业制订了“强制卡特尔化”
的法律。
显然，强制卡特尔化的措施为企业提供了免受“毁灭性”
竞争的保护，而这种竞争在萧条时期是十分突出的。
因此，这一法令成为企业家恢复投资积极性的重要条件。
上述金触和组织措施，加上旨在鼓励私人投资的财政政策，在德国的雇主中造成彻底的心理变化。
但是，有效需求的增加主要不是从企业家那里开始的。
因为政府决定货币不再贬值，于是必须防止由于进口超过出口而造成对外收支的紧张状态。
固然，外汇管制使当局能形式上保持对外收支的平衡，但是德国的物价高于外国的物价。
如要降低物价，就会消灭萌芽状态的复苏信心；在这些情况下，保持当时的出口水平的先决条件就是德国的物价不能再涨。
规定工资和物价的终点，就德国的行动而言，将使德国的出口额冻结在现有的水平上。
不过，出口额的水平也限制了进口的规模。
必须谨慎小心的是，公私投资要集中在国内能解决原料需求的工业部门，而不能依赖于外来供应。
很明显，对建筑业和某些重工业可以给予最大限度地发展。
对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则必须进行选择。
分配原料的有关当局间接行使的选择权，又为在资本市场上对私人投资的严格管制以致几乎近于禁止的做法所加强。
在上述情况下，通过对建筑业和类似工业的信贷投资造成的需求的扩大，主要是依靠官方当局而不是依靠企业家的行动。
纳粹政权一开始，中央、州、地方当局的公共支出就大大增加。
从1932年的一百四十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约四百亿马克，1938年几乎高达1929年的两倍。
公共支出的赤字从1933年的百分之四增加到1935年的约百分之二十二，以后两年有所下降，在1938年超过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上述赤字全靠信贷资助的限度内，有效需求继续增长。
由于这笔支出而刺激起来的经济复苏，以投资景气的形式出现，在德国是史无前例的。
截至1938年底的六年间，累计公私投资总额（折算成货币相当于七百三十二亿马克）超过截至1929年底的六年间（折算成货币为六百七十七亿马克）近六十亿，但是，考虑到价格变化，实际增长约为百分之二十九。
此外，虽然政府投资（此项投资决定复苏的速度）1938年与1929年相比增加了一倍，私人投资也达到了1928年的水平，超过1929年百分之十。
更有启发性的是，投资景气首先是和建设和建筑业的巨大扩展有关的。
公共建设（即建筑党部大楼、体育场、道路、运河、机场和要塞），从1929年到1938年实际上几乎增加了三倍，而私人建设，住宅和工业建筑都计入，1938年达到了同1929年一样的高度。
极权国家的试验真正令人震惊的特点在于企业能够对政府的巨大支出加以配合。
极权国家是怎样搞掉健全财政这个神话呢？这个神话是在民主国家里企业主用来阻止政府，使它不能用公共支出来抵销信任危机的。
因为在美国，从1933年到1938年的政府支出仅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在德国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上述六年间在美国百力之十一的支出是靠赤字资助，在德国约为百分之十九。
如果说美国和法国的政府开支动摇了企业家的信任，为什么极权国家政府的赤字开支没有在国内企业界引起同样的敌视态度呢？这有许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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