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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国外需求出现了短时间的恢复以外，美国的廉价货币本身没有自动地产生有效的国内的需求。
考虑到二十年代美国的投资热的气势，那里的萧条未必能够轻易摆脱，这种萧条主要地反映了对工厂、设备和住房的要求达到饱和状态。
确实，新政派认为阻碍复苏的是（1）私人投资机会暂时减少，（2）经济权力极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他们所集中注意的，不论正确与否，正是在后一方面。
不过，经济权力的集中起初没有受到实施当时的反托拉斯法的直接攻击，而是受到旨在对劳工和农民给予保护和增强实力等项措施的间接攻击。
政府逋过维持提价的方法来帮助农民，政府也支持组织工会，承认劳资谈判，改革职业介绍所制度等。
大企业对各项革新措施不满。
如果职业介绍所能够拒不将工人调往正在进行罢工的工厂或是拒不同意雇主雇用非工会会员，或是他们能拒不向申请人按照低于标准的条件提供就业机会，那么，“工厂纪律”
怎么样维持？“老板”
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就会被削弱，如果他不能解雇一个讨厌的工会会员，或是“捆行李”
即失业的威胁不再能用来厉行纪律的话。
美国新劳工法的政冶及社会含义，远不是恢复了雇主们对企业赢利的信心，而毋宁说是动摇了这种信心。
由于国内私人投资总额1925年到1929年平均每年为一百四十亿美元，1929年为一百六十亿美元，到1932年却下降为十亿美元，所以新政派不愿仰仗企业家们的有效需求的恢复来把经济活动恢复到萧条以前的水平。
因为统一的联邦、各州和地方的预算从1925年到1929年拥有小额结余，新政派想要通过扩大在1930年亦已出现的预算赤字的办法来增加有效总需求。
从1931年到1938年的八年期间，每年平均预算赤字为十七亿美元，1936年达到最高数二十九亿美元。
同一期间，国内私人总投资额平均每年为五十三亿美元，1937年达到新的高水平为一百一十四亿美元。
因此，在此期间，私人投资加上政府赤字仅相当于二十年代后期私人投资额的一半。
如果没有别的解释，仅此一事就足以说明美国的停滞。
但是为什么私人投资恢复得如此之慢呢？
无疑，突出特点是，由于二十年代的大量投资，三十年代初期需要异乎寻常的刺激来促进私人投资。
当时缺乏这种刺激。
已经受到劳工法震动的企业家们的信心绝没有因为官方的赤字支出而加强。
由于上述赤字是靠借贷获得资助的，短期或长期利率都未提高，人们本来预料企业家们会欢迎赤字支出，因为赤字支出几乎全部是救济性支出，既不向企业家的地位提出挑战，也不使政府卷入任何一种“企业”
。
不过，由于救济可能动摇工作的意愿，也可能侵害雇主向工人开价的力量，它遭到企业家的敌视，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新政的劳工和社会法所引起的后果。
最后，大企业对于政府直按干预就业问题（即通过公共工程的开支来干预）的反对是十分坦率的。
因为一旦政府懂得了如何影响就业，企业领导人就担心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力会受到威胁，担心扩大公共事业部门就意味着私人企业的结束。
事实上，用于公共工程的政府支出总额（联邦、州、地方）从1931年到1938年期间每年平均约比1930年少五亿美元，所以与救济支出相比，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对恢复所作的净贡献等于零。
但是，1930年在所有的公共工程建设中，联邦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仅占百分之十，而1931年到1938年它每年约占百分之五十八。
正是由联邦专款资助的联邦支出戏剧性地增加，引起了注意。
确实，“某些类似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有关的单项工程，规模如此巨大，种类如此异乎寻常，以至于造成普遍的夸大了的看法：认为正在实施的整个公共工程计划是野心勃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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