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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赚到的钱大部分转送到中国去。
1914年以前，他们还娶暹罗妇女为妻，但从1914年以后，他们一般都把中国妇女带来暹罗（不用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
接着，由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中国政府推行教育运动，通过以华族语言（国语）教育为媒介一劳永逸地把海外华侨同中国拴在一起。
暹罗政府为反击使华人在暹罗人中间成为一个不可分化的整体的企图，便坚持在暹罗的所有儿童必须接受泰语初等教育。
1939年达成妥协，华人学校既教汉语，也教泰语。
但要取代华人在这个国家中的中间商的地位的企图，则似乎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泰人不重视商业，而且也缺乏经商的特殊禀赋。
在1939年初，暹罗华人有五十二万五千人来自中国，另有华暹混血儿二百万人，移民法对他们的人数增加迄未作有效的限制。
暹罗政府一直拒不接受中国在暹罗派驻外交和领事代表，其原因可以归之于它害怕这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有中心组织。
在暹罗的最南端聚居着大约五十万马来人，形成了一块无法同化的地方。
南方的马来诸省在十八世纪中曾多次起义，这些省或许还会这么干的。
暹罗同英国的外交往来历史悠久，1909年的曼谷条约使两国关系达到了顶点。
根据这一条约，在暹罗的英国国民被置于暹罗“国际法庭”
的管辖之下，而暹罗则将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和玻璃市四个马来邦的宗主权转让给英国。
差不多与此同时，暹罗和马来诸邦之间谈妥了一笔铁路贷款，用来发展暹罗同它的南邻之间的铁路交通。
由于这四个邦都是马来人的邦，所以在1939年还看不出暹罗有何收复领土的想法。
英国从1909年开始逐步放弃在暹罗的治外法权，这一过程完成于1937年签订英暹通商航海条约。
这是暹罗和强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条约。
英国在暹罗的对外贸易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占首位，即占暹罗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七，日本则占百分之十一点六。
英国资本在该国占有的利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
暹罗的金融也同伦敦货币市场联系在一起——全部公债在伦敦发行，偿债基金存放在伦敦各家银行或投资于英镑债券。
最后，暹罗简直一贯地依附于英镑集团。
暹罗同法国的关系时亲时疏，但1925年2月14日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标志着一个至少是外交上长期友好时期的开端。
1932年的政变没有立即改变这种气氛，但到了1937年，由于印度支那对日本渗入暹罗和暹罗执行新的重新武装计划感到害怕，友好关系受到了威胁。
西贡的法文报纸《大公报》问道：“暹罗新的立宪政府妄想通过吞并寮国和柬埔寨的一部分来重建其过去时代的巨大王国，这是在重温其古代帝王的迷梦吗？”
反过来，印度支那实行重新武装的计划也使暹罗人感到惊恐，尽管它在实行方面远不及暹罗的计划有效。
由于暹罗人通知废除1925年条约，遂于1937年12月缔结新约，治外法权和对暹罗关税自主权的种种限制终于全予取消。
1939年春天，双方都伸出了橄榄技，但丝毫掩饰不了彼此的疑惧。
不过，暹罗人收复领土的想法只是稍稍显现，并不曾有要求归还失土的暗示。
暹罗同日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虽然两国的外交路线各行其是，互不相干。
但自1904…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以后，暹罗很自然地意识到远东的政治均势在发生变化，在此后的年月中暹罗政治家又进一步注意到日本的上升力量和它所宣称的抱负，而此种抱负迟早将导致日本同西方发生冲突。
与此同时，他们也觉察到英法的力量日益削弱。
暹罗观察家过去要注意的只有两颗政治星座，不日便会有三颗了，而且这颗新星座至少也会同原有的两颗向样明亮地闪耀在远东的天空。
但是当1933年因日本侵略满洲而投票对它进行谴责时，暹罗弃权不参加，这也许是为了要维护它的中立，然而，日本人的无限感谢，却使它大为窘迫。
根据接着出现的事态发展，有些观察家发觉暹罗在后来几年中有着“倾向日本”
的趋势，而且据说在暹罗政府中还存在着一个颇具影响的日本集团。
但此种说法后来也并无证据可资佐证，实际情况似乎是，暹罗虽然害伯日本，但也并不偏爱日本。
当我们观察暹罗在1939年头几个月的局势时，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完全为一种好斗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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