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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占上风的人心趋向下，如果要使政变成功，那就必须要同进步思想结合起来。
披耶玛诺想防止此种政变的危险，宣布了一项计划，其中包括在经济委员会指导下进行资源调查，由政府管理或参加公用事业，将无主土地分配给失业者。
披耶玛诺这样做是企图暗中夺去銮巴立的声势。
披耶玛诺的一个积极成就是建立了比较有效的选举机器。
但是他的政府却愈来愈不得人心。
它对国民议会采取独裁的态度，对新闻自由横加干涉。
与此同时，军队日益引人注目，革命前的旧政权官吏又被任命为文官。
大家害怕暹罗可能会退步到恢复不太强暴的独裁制，这就为第二次政变铺平了道路。
披耶玛诺的笨拙策略又使自己脱离了那些在解散了的国民议会中的军官们，他们是帮助他创建新政权的，而且是他的政权所依赖的主要支持者。
1933年夏，披耶拍凤带着几名水兵和几辆装甲车一枪不发就占领了当时政府所在地王宫。
銮巴立本属众望所归，这次政变就不可避免地终于把他召回暹罗，尽管保守分子对此忧心忡忡。
銮巴立在离国六个月之后于9月间返抵暹罗，受到由法律系学生和劳工组成的代表团的热烈欢迎。
虽然他没有在政府里立即获得职位，但人们认为经济政策的变革已迫在眉睫。
在銮巴立归国两个星期以后，前国防部长、国王的堂兄弟波翁德亲王利用保守分子对增加税收和恢复土地国有化方案的恐惧心理，领导了一次保皇主义者的叛乱。
经过四天战斗，叛乱被政府军粉碎了。
巴恰提波国王有支持这次倒运的叛乱之嫌，旋即出国，此事终于导致他在1935年3月退位。
这次叛乱之被镇压还标志着贵族作为一支统治力量的告终，并为树立中产阶级的统治打通了道路。
在此种叛乱和阴谋起伏不定的局面中，民主政体很难获得力量。
加之，国民议会还有半数议员是指定的，选民对选举则漠不关心，政府又不允许在国民议会议员中有党派组织，这都不利于议会。
尽管如此，国民议会的力量还是在缓慢地增强着，这多半是由于国务院的领导人因争夺权力而削弱了的结果。
在披耶拍凤的机智领导下，以銮巴立为首的自由主义分子和銮披汶领导的军人集团之间的消除了。
銮巴立虽则在原则上决不让步，但在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军国主义者之间所可能迁就的限度内，他还是同銮披汶达成了妥协。
他当了一个短时期的外交部长，后来在披耶拍凤引退以后，又在銮披汶政府里任财政部长，威望大增。
随着走向民主政治方面的进步，民族主义也日益壮大。
这导致1939年春天政府大搞排外立法。
报刊上也充满了排外的叫嚷。
这种对外国人又怕又恨的情绪在1938年年中讨论劳工法案、国家预算和航运法案时就已经表现出来，当时国民议会就有人要求新法规务须排除外国人的利益。
政府发言人驳斥了这一类要求，指出外国的技能和资本对泰国的发展暂时还不可缺少。
但是排外运动也有其国内的原因，这就是对为数众多而且还在日益增长的泰国华人感到恐惧。
对华人不满的情绪可以说还是从不久前的1911年开始的。
那时以前，种族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摩擦。
但1911年的新税法要华人缴纳同暹罗人一样金额的人头税，华人便起来反对，并罢工示威。
商店一律罢市，营业全部停顿。
暹罗人第一次认识到华人掌握着他们的国家的经济机器，这才大吃一惊。
在其他各行各业中，华人垄断了碾米厂和大米的出口贸易。
华人还担任着许多基本职务，如职员、店主、仆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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