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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
事变不久，关东军即抛出“治安第一主义”
。
无论北进苏联，还是西犯华北，它都必须把治安放在首位，把个安稳的东北拿在手里。
对于大规模的义勇军比较好办，通常是两翼迂回，飞机、大炮一通轰炸，正面一攻，就解决问题了。
可面对到处都是、四处出击、打了就跑的小股义勇军，就有些蒙，找不着北——用当年老人的话讲，叫“抓瞎了”
。
开头，自以为大局已定的不可一世的鬼子，几十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也敢出城，结果到处挨打，有时连根毛也回不去。
即便大部队行军，这一枪，那一枪，只闻枪声，只见伤人，不知道对手在哪里。
随着兵力增加，日军战术也不断变化。
1935年前，通常都是落雪后“讨伐”
，多则两三个月，少则几个星期，搜山沟，见影儿就追，见道就钻，常中埋伏。
之后，一是不受季节限制，特别是从秋至春的树叶开门时期，经常连续不断地“讨伐”
。
二是分散配置兵力，密切通讯联系，把住重点村屯和交通要道，发现对手即行追击、包围，不拘地区穷追猛打。
以上为所谓“治标”
，即军事“讨伐”
。
三是建立“集团部落”
，推行保甲连坐，组织伪自卫团，修筑警备道路，架设警备通讯网，收缴民枪，进行经济封锁，即所谓“治本”
。
其中最阴险、毒辣，也是对抗联危害最甚、堪称致命的一招，就是集甲并村，大搞“集团部落”
，实行“民匪分离”
，制造无人区。
笔者上个世纪采访到的八十岁左右的乡间老人，唠起当年，常挂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
就是这种魅力，吸引着一代代闯关东的人们。
无论是被称做“大界”
的平原，还是山边、山沟，大都为山东人的移民，这一家，那几户，过着一种远离尘世的日子。
1935年10月15日《胡仁给中共吉东特委的报告信（第四号）》中说：“农民皆散居于各山沟里，零落如早星，十家二十家在一处很少，虽有火车路（宁、密）及汽车路（林口至梨树镇，林口至勃利县）也不能使农民集居于一处。”
而1937年5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最近满洲国的治安》中说：“在习惯于旧军阀苛敛殊求的山里僻地居民之中，尚有很多不知已经建立满洲国和不知官宪恩惠的人们，这种民众和匪贼很和睦，把匪贼作为自己人，将讨伐队的行动等传告匪贼。”
之前的1935年12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中，则说：“民众对匪贼之认识是极为良好的，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有不共戴天之仇。”
对于这些“零落如早星”
的农家，就是胡子也不会轻易骚扰的。
一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抢，二是离不开这些人，起码到那儿可以歇歇脚，吃顿饭。
而从游击队到抗联，能够不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所到之处都有人家、群众。
1933年春，伪磐石县参事官荒谷千次和伪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等人，向伪满民政部建议设立“集团部落”
，当年即在磐石县试行，第二年又在额穆、敦化、桦甸等县实行。
同年12月3日，伪满民政部发布969号《关于建立集团部落训令》，遂在东北各地普遍推行。
所谓“集团部落”
，就是将平原和山区零散居民强行驱赶至一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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