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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给了英国当头一棒，这不仅暴露了英镑的疲软无力，同时也表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许可，英国就休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动用武力。
有人可能会说，英国的衰落更是被以下做法和事实进一步掩盖了：在防务方面，1957年以后，它开始执行倚重于核威慑的政策，这要比庞大的常规力量省钱，但却仍可表明其大国地位依旧。
在经济方面，英国同样分享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
虽然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在欧洲几乎是最低的，但它比以前几十年的情况总算好一些。
难怪麦克米伦对英国的选民说，“你们从未有过这样好的境况！”
如果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洗衣机和小汽车的数量来衡量，麦克米伦的说法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但是，与其他一些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相比，正如德国人所讥讽的那样，“英国得了‘英国病’”
，即：好战的工会制度、低劣的管理、政府的“原地踏步”
政策、在文化上对刻苦工作和企业家进取精神持否定态度等等混合在一起的综合症。
在新的经济繁荣形势下，英国大量进口设计更为精美的欧洲产品和亚洲的廉价商品，随之导致收支失去平衡，英镑危机和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更加强烈。
在不同的时期，英国政府采取了控制市场价格、制定提薪法规和收紧银根等一些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但这些措施很少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
英国的汽车工业逐步受到外国竞争者的削弱；曾经盛极一时的造船工业变得越加依赖于海军一家的订货；电子产品与摩托车的生产厂家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
在这一趋势下，也有一些公司（如帝国化学公司）例外。
伦敦商业区的金融业运作良好，零售业也依然十分发达。
但是，受到侵蚀的英国工业基础却已无法挽回。
1971年，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但并未从那里得到它所希望的灵丹妙药。
英国一方面把自己拴在欧洲共同体实行的农产品高价政策上，同时把国内市场敞开，引来了制造业更为激烈的竞争。
北海油田也并非天赐宝物，它虽然为英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但又使得英镑升值，损害了英国工业品的出口。
经济统计数字向人们表明，的确出现了贝罗克所说的“大不列颠工业衰退的加速度”
。
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953年的，降为1980年的4％。
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急转直下，从1955年的降为1976年的。
1945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但后来西德、日本、法国一一超过了它，欧洲许多富裕的小国人均收入也纷纷超过了它。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可自由支配的人均收入被西德、法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抛在后面，降为更加接近于地中海国家的水平。
当然，英国在世界贸易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降，还应归咎于这样的事实：由于特殊的技术与历史条件，英国在早些年曾拥有与其本身不相称的过多的财富与贸易额，既然那些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其他国家已经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英国的地位相应下降乃理所必然。
至于英国的地位是否应该下降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则又当别论。
与其欧洲邻国相比，英国的地位今后是否还会进一步下降，目前也还难以预料。
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的经济衰退趋势呈现出一种平稳的状态。
它仍然是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而且拥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
与劳埃德·乔治时代甚至1945年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时代相比，目前的英国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个泱泱大国，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大国罢了！
正当英国的经济在相对衰落中失去活力的时候，西德则在创造“经济奇迹”
。
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这种发展相对来讲是十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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