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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决策者逐渐接受了上述意见。
并且，他们还开始把在可以阻止俄国向东地中海和中东扩张的那些国家里，即“北部”
发生的各种危机联系起来考虑。
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理想主义立场是如何迅速地与地缘政治的考虑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完全为地缘政治的考虑所代替的话。
西方国家在注视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看到了远东正在发生的变化。
荷兰人很快会被苏加诺领导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从东印度群岛赶出去；法国人不久即被卷入了胡志明的越盟领导的武装斗争；英国人也不得不在马来亚进行反暴乱活动。
即使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没有共产党，这些老牌殖民大国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另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末之前，要声称上述暴乱分子是由莫斯科操纵的，就可能得到华盛顿的同情和援助。
法国也是得到军事援助的例子）。
但是，在南亚发生的所有挑战，都不如“失去”
中国对美国的震动大。
从19世纪美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美国就向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了大量文化、心理“投资”
（财政投资较少）。
而且，这些“投资”
的规模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蒋介石政府报纸的宣传而夸大了许多倍。
美国感到它在中国有一种超出宗教意义上的“天职”
。
即使国务院和军界的某些官员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往往不能被公众舆论所接受，特别是不能被共和党右翼人士所接受。
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共和党中的右派才开始用“非黑即白”
的眼光看待世界政治。
这些年在东方出现的政治###和动荡局势多次使华盛顿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一方面，我们不应把美国看成是第三世界国家腐败政权和腐朽的殖民帝国的维护者。
另一方面，美国确实不希望“革命力量”
发展壮大，因为那（据称）会扩大莫斯科的影响。
1947年，要求英国人离开印度比较容易办到，因为这只涉及到将政权交给尼赫鲁领导的代议制的民主政府。
同样，华盛顿也可敦促荷兰人1949年离开印度尼西亚，虽然它仍很担心共产主义的颠覆力量在那里不断壮大（美国对1946年独立的菲律宾也很不放心）。
不过，在其他地区“变化”
更大。
例如，华盛顿的决策者本来计划在日本推行全面社会改革和非军事化政策，后来却逐渐改弦更张，决定发动美国的大企业重建日本经济，甚至鼓励日本组建军队，以减轻美国的经济、军事负担和确保日本成为亚洲的###堡垒。
1950年，美国采取强硬立场有两个原因。
第一，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比较灵活的“遏制”
政策，不仅受到了共和党人和最近才引人注目的“红色诱饵”
乔·麦卡锡的越来越多的攻击，还受到了路易斯·约翰逊、约翰·杜勒斯、迪安·腊斯克和保罗·尼采等政府内新强硬分子与日俱增的批评。
这迫使杜鲁门只得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以确保国内政治侧翼的安全。
第二，北朝鲜1950年6月越过三八线对南朝鲜发动进攻，美国人迅速地解释说，这是莫斯科制定的侵略总计划的一部分。
由于这两个原因的综合作用，美国政府中主张对莫斯科采取强硬好战政策以制止接连失败的人占了上风。
很有影响的记者斯图尔特·艾尔索普说，“我们将很快失去亚洲”
，并拿十个木瓶的保龄球游戏作比喻，认为野心勃勃、拼命掷球的投球者是莫斯科。
他写道：
第一个木瓶中国已倒。
第二排中的两个木瓶是缅甸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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