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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巴特利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
。
1953年，东德的一次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
1956年，匈牙利决定退出华约，惊慌的俄国人立即派出几个师的军队，镇压了那里的独立运动。
1961年，赫鲁晓夫下令建起柏林墙，以防止人才流向西方。
1968年，捷克人遭到了12年前匈牙利人一样的命运，尽管他们流的血要少一点。
苏联领导人采取的这些行动只能进一步加深两大军事集团的分裂，却无法消除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经济方面的吸引力。
冷战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它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逐渐进行横向扩散。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奇怪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俄国人一心一意想的是如何对付德国人的威胁。
但是，这并不是说，莫斯科对土耳其、波斯、远东各国的政治前途毫无兴趣（正如1945年8月所表明的那样）。
因此，俄国与西方在欧洲问题上的争端在地理上不会只限于欧洲。
这还因为，双方争论的原则具有普遍性，例如，是实行自治还是照顾国家安全，是实行自由经济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等。
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从巴尔干半岛到东印度群岛的广大地区发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
即使在没有直接受到德、意、日侵略军蹂躏的国家（如印度、埃及等国），由于进行了人力、物力和思想动员，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传统的社会秩序被打乱，殖民政府威信扫地，地下的民族主义政党得到发展，抵抗运动的力量不断壮大。
它们不仅专心致力于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还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换句话说，1945年的世界形势充斥着政治###。
这种###既可以对大国希望尽快恢复和平时期的稳定造成威胁，也可为掌握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每一个超级大国创造机遇，以争取从崩溃的旧秩序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许多民族的支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对所有反对德国和日本统治的抵抗组织都提供援助。
1945年战争结束后，这些组织继续要求得到援助也是很自然的，尽管它们都在忙于与敌对组织争权夺利。
在这些组织中，一些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而另一些则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这就使得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加难以区分地区性争端与全球性争夺。
希腊和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表明，地区性的国内争端可以迅速发展成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4）
俄国与西方之间发生在欧洲以外地区的第一次争端，源于战争期间同盟国达成的特别协议。
1941—1943年，伊朗处于美、英、俄三国的共同军事保护之下。
这一方面可以确保伊朗站在同盟国一边，另一方面可使美、英、俄三国任何一国都无法从德黑兰当局那里得到过多的经济利益。
到1946年初，莫斯科不仅未从伊朗撤军，反而还似乎对伊朗北部的分裂主义分子（亲共产党分子）的活动予以支持。
这更加深了本来就担心俄国人对伊朗施加过大影响的英国人的不满。
不久，杜鲁门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
俄国军队撤离后，伊朗军队立即镇压了北方各省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并取缔了共产党。
这不仅使华盛顿感到非常满意，而且还证实了杜鲁门确信的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
的有效性。
正如乌拉姆所指出的那样，伊朗事件“在遏制理论出台之前就证实了它的作用”
，并使华盛顿做好了心理准备，对俄国在其他地区的行动也将如法炮制。
因此，希腊内战的继续进行，莫斯科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让其在使用海峡和卡尔斯边界争端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及1947年英国政府宣布它已无力再对希土两国承担义务，这一切便导致了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响（这是“杜鲁门主义”
赖以产生的基础）。
早在1946年4月，美国国务院就提出，必须支持“英国和英联邦的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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