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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建议行政首脑应当不负担指挥战争的主要责任。
我从未表示过，也从来没有这一种观点。
我要说的是这样的意思。
在许多报纸和讨论中，曾有人建议委派一位欧洲总司令——像马歇尔和韦维尔那样的人，我要反对的是这位总司令一定得由陆军将领担任的意见。
假如空军是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使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那么为什么总司令·必·须是一位陆军将领呢？我们现在既然知道，决定战局的是空军，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战略要根据“陆上”
观点呢？
……
※ ※ ※
但是，对我们战争方式批评得最严厉的是掌玺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作为下议院的议长，他的意见是极其重要的。
他的职责是向下议院解释我们的连续失败和挫折；他也确实老练而忠诚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在此令人窒息的间歇期里，他同我的关系的破裂将会造成一种政治危机，因此，在8月底我从国外归来的时候，我极其注意地发现他对于全国的士气以及指挥作战的中央机构的效率发生了很大的怀疑。
在国内舆论方面，他发觉有一种广泛的失败和不满的情绪。
他认为，工人们一听到他们费尽心血所生产的武器不能供应利比亚方面的需要，就表现出无可奈何的颓丧心情。
很想制造新的武器、设备的科学技术人员得不到鼓励。
商人们对于官方的办事拖拉、优柔寡断以及各种委员会的架床叠屋的浪费情况表示愤怒。
在军队中，官兵们由于军事领导工作的不适当而感到苦恼。
他认为，急需对全国的战争努力灌输生气勃勃的新精神。
为此目的，他建议在我们的政府机构中实行一系列的改革。
对于其中某些方案，我自己完全同意，并开始行动，求其实现，但是，在关于指挥作战的技术这一主要问题上，我同掌玺大臣的意见完全不同。
诚然，他并未建议我应被罢免或被撤职；相反，他却建议，作为国防大臣，我应支持有像三军参谋长那样才干的三位人士作为我的顾问，由他们监督联合计划委员会，并能以他们的全部时间，致力于最广义的军事计划。
这三位人士应组成一个独立的作战计划局，负责审查战争的全部战略问题，并研究将来的各项作战计划；为此目的，他们将要取代参谋长委员会。
每一战区要设一个司令官，负有海、陆、空军的全部指挥权。
这些司令官，由少数人组成的联合参谋处作为顾问，直接对作战计划局负责。
简单说来，这种想法是，国防大臣本身应当成为最高统帅，直接指挥遍于全世界的陆、海、空三军。
这样一来，从国防大臣起，所有的预见、计划和行动将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计划者的梦想。
新的作战计划局是负责计划的唯一部门，同时又具有指挥和控制的全权，这样它就会自由地工作，不会像三军参谋长在管理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中那样，纠缠于日常事务。
这些五花八门的业务仍然由三军参谋长以及参谋人员（用个人力量或集体力量）负责处理，而最高统帅部则关起门来制订它的战略和计划。
我不相信，这样一种双重的制度能够成功；我满怀热情对掌玺大臣的建议发表了意见。
我断定他的这些建议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际上也行不通。
在我看来，指挥作战的指导原则是，作战计划应由有职有权执行这个计划的人们来制订。
在我们通过艰苦的经验发展起来的制度下，参谋长委员会和它的附属机构完全适应拟定三军计划的需要，在这些机构中凡是负责执行的人都在一起共同拟订将由他们付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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