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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适应拟定三军计划的需要，在这些机构中凡是负责执行的人都在一起共同拟订将由他们付诸实施的计划。
设立一个同负责作战的参谋部相脱离的作战计划局，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这要造成两个对立的机构，一个负责任，一个不负责任，可是在名义上却有同等的地位。
这会使大臣们时常有必要无视这两个机构之一所提出的意见。
这也会立时引起直接和严重的摩擦。
一位海军将领被派到作战计划局来，是否就有权告诉海军大臣如何调动舰队，或者一位有“同等才干”
的空军将领被派到作战计划局来，是否就有权含蓄地批评空军参谋长呢？这一制度的内在危险和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假如没有责任来实行计划的话，任何聪明人都能为赢得作战的胜利而订出一些计划。
只要计划参谋人员在地位上确实隶属于负有执行责任的三军首脑，便应当鼓励他们的这种聪明才智。
然而，我不准备要一个有名无实的智囊团随便研究我们的机密，我也不准备在为数已经够多的各种委员会和报告之外再增加这个智囊团以及他们的报告。
根据处理这些事务的长期经验，我知道，一位国防大臣必须同负责的顾问一起工作，并且通过他们进行工作，这些负责的顾问就是那些执行决议并对其结果负责的军事长官们。
在这次或上次大战中，从未出现过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首相和三军参谋长间的关系如此良好和融洽，对于所采取的决议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那么我何必要从那些我认为是现在三军中最优秀的职业顾问身上撤回信任，以便至少将部分信任给予那些不但责任较少，而且能力较低的军官们呢？认为有大量“同等才干”
的军官可以担当我所选任的负有三军参谋长重任的那样军官，那是幻想。
我用这些论点和类似的论点，同掌玺大臣争辩，并力图使他接受我的观点。
这一场严肃的争辩占去了9月份大部分时间。
但我并没有能够说服得了他；9月21日，他通知我说，他感到他有责任辞去他在政府中举足轻重的职位。
他说，他从印度返国以来便不再感到我需要他的帮助了；他自己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日益不能了解我的意图，而作为下议院的议长，他对这些问题应该是十分了然的。
他深深地担心战争的局势，而且，鉴于近数月来局势的发展，以及战时内阁全体人员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他很想了解我对于未来有什么看法。
对此，我答复道：
亲爱的克里普斯 1942年9月22日
接读来函，感到惊异，也多少有些痛心。
从七个月前你最初任职以来，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有什么变化。
在8月初我出发旅行时，我认为我们是十分融洽的。
从那时起七个星期过去了，在这个时期中我离开了几乎一个月，后来你也离开了一个多星期。
除了内阁会议（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举行过三次会议，历时六小时半）以外，我一直想尽可能看看我的主要同僚们。
我时常觉得我们的谈话是愉快而又使人兴奋的。
我希望，你在愿意时随时来看看我。
承你送给我论及现行的全部制度和方法的又一份备忘录，这些制度和方法（是好是坏姑且不论）是我用以履行我领导政府和进行战争的任务时所用的工具；我从这份备忘录中可以看到，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所写的那些问题都具有论争意义的了。
我对于这些问题也有我自己的信念，这是我长期经验和负有重要责任的结果。
别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不愿在这里进行辩论，辩论起来将没完没了；但我确信，假如你同第一海务大臣的合作，像我在这次战争繁忙紧迫的事务中同他的合作一样紧密，你就不会低估他的智慧、知识和思想的缜密了。
我的确不能不说，你对我们赖以生存下来的海军部的功绩，是不怎么宽大为怀的。
你问我对前途的看法如何。
我对将来是抱有希望，而且我确信，也是充满坚定不移的精神的。
大规模的战役就要到来，这是完全符合你自己的观念，而且也是我们一致同意了的。
我们必须坚忍不拔地忍耐战役的推迟，等待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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