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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祖母住在郑州黄河路一个大杂院内，大杂院有一片空地。
一九六九年，有一家人来到那片空地上，用高粱杆搭了一个窝棚住下了。
那家夫妻俩都是老实人，有四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叫小凤。
小凤家本来是郑州市民，但夫妻俩都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过活，日子本来就挺难。
就这么一家人，也没招谁惹谁，文革初期竟被红卫兵当作“社会寄生虫”
强行遣送到中牟县农村。
他们家在中牟县举目无亲，根本混不下去，等风声一松就又回到郑州。
回来后发现，原来的破房子却已经被人给占了，因为怕惊动红卫兵也不敢强行要回来，就流落到祖母住的那个大杂院里搭了个高粱杆窝棚。
全家六七口人都睡在高粱杆上，寒来暑去一晃就是十多年，艰辛度日。
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全家就在街上摆摊卖烤红薯。
到了一九九○年我父母送祖母回郑州时，发现他们家居然已经盖起了一栋二层小楼。
小凤家的人热情地邀请我父母到他们窗明几净新居做客，回忆起那些艰辛岁月仍然是唏嘘不已。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潼关铁路修完，铁Z局又流动到北京附近的河北怀来、幽州一带，从事丰沙线铁路复线建设工程（「注」丰沙线是连接北京丰台——河北沙城的铁路，该线于一九五四年建成，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运营。
其复线工程于一九七二年十月竣工运营）。
当时正直“九大”
前后，单位提出的口号是“要洞不要命”
，禁止职工带家属到工地。
于是，我的母亲又不得不跟祖母住了一段时间，又遭到祖母百般虐待。
后来我母亲回到滑县老家住了一段时间，返回郑州时因为带的东西少了，祖母又是骂骂咧咧，甚至连我外婆都骂上了。
我母亲一听实在是忍无可忍，就头一次跟祖母顶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俺嫁给你们姓国的家，倒霉俺认了，可俺娘没惹过你，你凭什么骂俺娘？”
我母亲自从嫁给父亲以后一直逆来顺受，今日居然敢跟祖母顶嘴，祖母马上就怒不可遏，把母亲从家里赶了出来，连锅都扔出来了。
我母亲也被祖母气得不得了，发誓再也不进这个门，就拎着锅，背起我年幼的姐姐上北京找我父亲。
由于是被赶走的，走时身无分文，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
好在那时人心尚善良，因此母亲上了火车，跟乘务员讲了情况后，乘务员不但没有把她母女赶下火车，反而还让她们到乘务员休息室坐着。
到了北京站，我的母亲找不到去丰沙线的火车，（「注」当时去丰沙线要到永定门火车站上车）就把我的姐姐放在长椅上，自己去打探路。
等到打探清楚回来，发现那里围了一群人。
我的母亲一想，坏了，孩子肯定出事了，于是扒开人群走上前去，发现我的姐姐发起了高烧，已经在抽搐了。
这里举目无亲，此时又碰到这种事情，我的母亲顿时急得大哭起来。
此时，一个解放军走上前来，说，快送孩子去医院呀。
母亲哭着说，身上没有一分钱。
于是那个解放军说，那我陪你去。
这时，一个在火车站前蹬三轮车的大爷也上前来说，快走，我送你们。
就这样，在这两个素不相识人的帮助下，把我姐姐送到医院。
路上，那蹬三轮的大爷一边拼命往前蹬一边还不住地劝我的母亲说：“闺女，别着急，我快点蹬，几分钟就到了！”
到了医院一量体温，已经四十二度了，亏得来得早，否则肯定没命了。
不凑巧，还碰上一个差劲的护士，没做皮试就给我姐姐打了青霉素。
后来那个护士意识到了，但又不吭气，站在那里看着姐姐不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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