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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列队出操时，总是有人喊：“‘正规军’站到前面，‘杂牌队’站到后面！”
男孩子都比较皮实，无所谓；而那些穿着“杂牌队”
衣服的穷人家的女孩子就总是低着头，表情非常尴尬。
我父亲有同情弱者的天性，就跟这几个老师作对，总是自觉地也站到“杂牌队”
里去。
那几个势利的老师惹不起当官的子女，也无可奈何。
当时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叫刘茂恩，我父亲曾经多次见到过他。
每年到四月四日儿童节时（「注」民国时期的儿童节不是六月一日，而是四月四日），刘茂恩都身着便装在华北运动场检阅童子军。
当时童子军们排成一个个方阵，每人肩上扛一个童子军棍，从检阅台前面走过，接受刘茂恩的检阅。
父亲有一个表姐夫，叫李老五，脑子很活，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的人。
李老五当时是刘茂恩的生活秘书，负责安排刘茂恩的饮食起居。
在伺候刘茂恩期间，他见过不少国民党的大人物。
解放后，李老五先是在开封街头卖了一阵子菜，后来回到了封丘老家。
六十年代，我父亲见他在封丘黄羊口收破烂。
那次李老五见到我父亲以后，搂住我父亲的肩膀，诡秘地说：“兄弟，昨天我收了一个电机，八块钱；今天我卖了，知道卖多少？二十八！
就这么一转手，二十块钱到手了兄弟！”
这时，父亲的表姐走过来训他：“就你能！
人家藏都来不及呢，你还在这儿谝！”
李老五就嘿嘿一笑，说：“这不是俺兄弟吗，怕啥咧。”
大概从那时起，学校、机关就有了每星期升国旗、唱国歌的习惯，那国歌（「注」国民党时期的国歌也即国民党党歌）的歌词是文言文的，对童子军们来说不好理解，老师也从来没解释过。
不过唱得多了，到现在父亲还记得歌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由于多年战乱造成的严重破坏，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为此，当时美国救济总署给了中国不少援助，特别是对学生。
父亲上小学时，学生们几乎每半个月都能领到美国救济总署发来的食品：大铁筒装的奶粉、大块的巧克力、肉罐头等等；此外还有衣物，质量都非常好。
其实我们家是不需要救济的，但由于学生人人有份，也就领了。
有时还发来一些美军士兵战时的口粮：几块饼干面包，一小罐果酱，一罐肉罐头，一罐蔬菜罐头，一块巧克力，一块奶油，一块口香糖，五枝“骆驼”
牌香烟，几张餐巾纸。
当时河南老百姓吃完饭以后都是用袖子擦嘴，没有用餐巾纸的习惯，见到这些餐巾纸以为是擦屁股用的，于是就说：“瞧人家美国人，连擦屁股纸都准备好了。”
美国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在四十年代向中国提供了不少的援助，这些食品和衣物对于当时很多穷人家的孩子的成长是有益处的。
解放后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和狭隘观念，要么对这一段历史闭口不谈，要么硬要给美国的慈善援助戴上一顶“侵略”
帽子，这实在不够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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