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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妮·沃特林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南京大屠杀给她精神上的打击是当时其他任何安全区领导人和难民都无法想象的。
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行为，一个脆弱的、身心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
她的最后一次日记是写于1940年4月14日，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心境：“我的精力已经到头了。
手头的事都障碍重重，再也不能迈步前进、安排工作了，但愿我能马上休假，可谁能为我想到呢？”
两周以后，她的身体严重崩溃。
在她日记最后一页的下面有一句话，显然是别人写的：“1940年5月，沃特林小姐的健康崩溃，必须把她送回美国。”
沃特林的侄女回忆说，沃特林在同事的陪同下返回美国就医，但在穿越太平洋的航行中，她几次试图自杀。
陪同她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才阻止她跳下轮船。
回到美国后，沃特林进了爱阿华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
出院后，她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基督教士联合会工作。
她在密歇根州谢泼德的家人想去看她，她却写信阻止，说自己不久就会国家看望家人。
两周后，沃特林去世了。
1941年5月14日，正是她离开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沃特林用胶带封了屋里的门窗，打开煤气，自杀了。
还有约翰·拉贝，他的一生一直是历史学家眼中的谜。
在教召回德国之前，拉贝曾向南京的中国人保证，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试图会见赫尔曼·戈林甚至阿道夫·希特勒。
南京人民祈祷拉贝的报告能迫使纳粹领导人能向日本政府施压，以阻止这场屠杀。
在拉贝动身前，一位中国医生请求拉贝转告德国人，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愿意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
1938年2月，在挥泪的告别聚会之后，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
从此，拉贝音讯全无，几十年来，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
我之所以决心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有两个原因。
首先，一个好心的纳粹同美国传教士一起，从日军手中拯救中国难民，这实在令人迷惑，我无法忽略这件事。
第二，我确信，拉贝返回德国后一定遭遇了某种不测。
总之，拉贝没有和他的同事一道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南京的暴行作证。
另外，在对拉贝的一位朋友的口述历史生活记录中，我感觉到拉贝可能与希特勒政府发生了冲突。
但这位朋友没能提供详细的情况，当我偶然见到这一采访记录时，他已不在人世，无法向我讲述整个故事了。
许多问题困扰着我：拉贝给希特勒看过这些照片和报告吗？还是被德国的纳粹机器所吞没，去为灭绝犹太人而卖命？（根据拉贝在南京的英勇行为来判断，我并不相信这点，但可能性仍然存在。
）或许他在战后进了监狱，或者他成为法律的逃亡者，在拉丁美洲的某个国家度过余生而无人知晓。
我还想知道，拉贝是否保留了南京大屠杀的个人日记。
但即使他保存着这些文件，也可能都在战争中被毁了，或是在空袭中被烧成灰烬。
否则，任何这样的日记都早应归入档案，向世人公布了。
于是，我决定向德国写几封信，看看能找到些什么。
我有一条关于拉贝的重要线索：在本世纪初，拉贝曾在汉堡学徒。
也许拉贝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里还可能有他的家人。
无论如何，我必须要同汉堡建立联系。
我求助于一位被学者们称作“国宝”
的老朋友，约翰·泰勒，他了解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
如果有某位专家曾研究二战中在中国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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