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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在南京暴行中几乎被活活烧死，他告诉我，当他听到中国原谅日本罪行的谣言时，禁不住痛哭失声。
同样值得深思的是许多曾经组织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的命运。
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帮助南京的中国人，但他们从未从生活和后人那里得到他们所应得的。
还没有一本描写这些被遗忘的二战英雄的著名图书，当然也没有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强烈地吸引起全世界人民注意的影片。
他们的精神主要藏在从柏林到美国森尼韦尔的档案和阁楼中——由于他们曾像活菩萨一样拯救过南京，他们的精神也为中国的幸存者们铭记在心。
在多数南京的幸存者知道安全区的领导人做过的事，但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后来的遭际。
一些这样的外国人后来备受羞辱，被逐出中国，回到祖国后又遭到审讯和隔离，身心都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有人甚至绝望自杀。
当我在中国谈话的幸存者听到这些时，他们十分痛苦。
这些外国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
迈纳·瑟尔·贝茨和刘易斯·斯迈思的经历可以说明，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英雄主义行为是怎样因为政治目的而遭到扭曲的。
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的报纸文章把南京的美国人当成帮助日本人作孽的恶棍。
刘易斯·斯迈思在一家地方报纸还读到一篇文章，该文指责安全区的外国人把南京城拱手交给日本人，还让数干妇女任由日寇奸淫。
无独有偶，另一篇文章还指责说，1937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不仅积极响应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还用中国人民的血肉去保护他们的公司，教堂，学校和住宅”
。
该文作者还坚持认为，这个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是一个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
的帝国主义组织，他还引用了一个幸存者的话：“美国鬼子点完名后，便由日本鬼子进行处决”
。
关于日本暴行的照片旁还印着标语：“记住南京大屠杀，防止美国人让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这样的宣传使斯迈思感到震惊和害怕。
他的中文老师安慰他说：“斯迈恩博士，这个城市里有10万人知道你们所做的事，”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可见，他在南京呆不长了。
1951年，他离开了金陵大学，第二年成为肯塔基州来克星顿神学院的教员。
贝茨也离开了南京，但却是在被拘留审查之后。
斯迈思和贝茨的遭遇与他们的一些同事比起来不算什么。
大屠杀使几位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牧师约翰·马吉的儿子戴维·马吉确信，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压力使他父亲过早地撒手人寰。
其他安全区领导人也忍受了多年精神上的折磨。
基督教青年会秘书乔治·菲奇的女儿伊迪思·菲奇·斯瓦甫说，他父亲由于目睹日本在南京的暴行，心理受到很大伤害，以致在进行关于大屠杀的演讲时经常记忆缺失。
当乔治·菲奇在美国面对大群听众讲述中日战争时，这种情况至少出现了两次。
罗伯特·威尔逊是当时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付出的代价是健康。
他的遗孀回忆说，当安全区委员会其他医生精心安排时间，每周至少回一次上海补回睡眠的时候，威尔逊却一刻不停地工作着。
白天，外科手术耗尽了他的精力，晚上，日本兵则打断他的睡眠——他经常在夜里被叫出家门，去阻止日本士兵的强奸行为。
他似乎一直在对付肾上腺素。
最后，他的身体崩溃了。
1940年，疾病猛烈的发作和精神的崩溃迫命他返国美国，在加州的圣巴巴拉休养了一年。
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也没有从紧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在美国，他忍受着医病的发作和梦魇的纠缠，在早晨的时候，他的眼睛甚至无法看清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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