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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精度有很大提高，间接瞄准射击时平均20-30发炮弹即可破坏一个地堡；迫击炮平均200-300发炮弹即可在铁丝网中开辟一条6-8米宽、60-100米纵深的通路。
在1952年夏季的攻防作战和秋季的战术反击作战中，志愿军在兵力和火力的运用上发生了显着变化。
通常攻击“联合国军”
一个连的阵地时，使用一个步兵连进行突击，并由8到10个炮兵连、30到40门火炮进行火力支援，步兵与炮兵的协同已经相当默契，炮兵的作用尤为突出。
1952年秋季作战中，志愿军第一线部队共配属有野炮、榴弹炮600余门，位于第二线机动的火炮有270余门。
通过适时机动，造成局部炮火优势，使炮兵的火力骨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在上甘岭战役第三阶段（10月30日～11月25日），加强的志愿军地面炮兵有炮2师第28团第3连（日式150毫米榴弹炮）、炮2师第29团第1营（美式105毫米榴弹炮）、炮2师第30团第7、8连（美式155毫米榴弹炮）、炮7师第11团第1营（苏式122毫米榴弹炮）等9个重炮连。
经常参加战斗的则有21个连，平均每日参战大口径远射程火炮73门。
为便利指挥作战，于11月2日成立了第15军前进指挥所，第12军李德生副军长负责指挥。
同时，临时组成战役炮兵司令部，以炮兵第7师师长颜伏任司令员，该师参谋长王大田和炮兵第2师副参谋长赵井一任副司令员，军炮兵主任办公室副主任靳钟任参谋长。
5日再将炮兵重新分配部署，编成2个战役炮兵群、1个战役高射炮兵群、1个团炮兵群。
当时，步兵进行1次反击，平均得到31门火炮支援；反击1个敌军连的战斗，平均有36门火炮参战。
反击开始前，炮兵对“联合国军”
主要防御工事进行破坏射击，为步兵开辟通路；反击中，炮兵以短促、猛烈的火力压制“联合国军”
炮兵、迫击炮和火力点，掩护步兵冲击或撤退。
此时，志愿军在炮火的组织指挥上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将所有火炮按射程远近分为5个炮群，采取二线分散配置，由军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
第二、制定了统一的阵地分区代号，以便迅速精确进行射击。
第三、坑道与炮兵指挥所直接建立联络，使坑道部队可以随时召唤炮火支援，并为炮火校正目标偏差。
同时，还根据各型火炮性能的不同情况，赋予其不同的任务：榴弹炮、加农炮负责压制敌炮火，摧毁敌工事，打击敌二梯队；火箭炮采取面积射击主要杀伤敌纵深炮火和有生力量；迫击炮机动使用，主要拦截敌集团冲锋，射击其他火炮难以打击的死角。
由于步炮协同日渐完善，志愿军炮兵以强大的火力，支援、掩护步兵作战，打退敌数百次冲击。
美军在上甘岭伤亡的50%是被志愿军炮火造成的；志愿军炮兵还击毁敌坦克14辆、汽车33辆，炸毁炸伤敌火炮112门；志愿军攻击的57个目标中，被炮兵摧毁的火力点与地堡平均达总数的70%。
志愿军炮兵的射击精度也有很大提高，间接瞄准射击时平均20-30发炮弹即可破坏一个地堡；迫击炮平均200-300发炮弹即可在铁丝网中开辟一条6-8米宽、60-100米纵深的通路，在战役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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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甘岭战役中，尽管志愿军的火炮数量和质量尚不及“联合国军”
，但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作战区域内，集结了山炮、野炮、榴弹炮共133门，火箭炮24门，高射炮47门，迫击炮292门，总计发射了超过35万发炮弹，火炮的密集度和炮弹的发射数量都创下了志愿军参战以来的新高纪录。
后来，一位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老兵说：除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手榴弹、坑道和火炮，是保证我们志愿军最终能够打败以美国佬为首的“联合国军”
，取得上甘岭战役胜利，从而彻底解决抗美援朝战争我中朝联军“能不能守得住”
的三个关键因素。
“联合国军”
方面称：“这是共军炮火最强大最猛烈的一次。”
李奇威在《朝鲜战争》一书中不得不承认，“10月份，在‘联合国军’防线上创造了一天落下9﹒3万枚炮弹的记录。
敌人还提高了射击精度，改进了战术，集中火力打击一个单独的目标，尔后不时转移火炮，以避免被我测出其发射阵地的位置。”
美国的战地记者坦言：“上甘岭战斗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大炮发挥了惊人的作用！”
美国通讯社也称：“共军的炮火经常使进攻的联军陷于瘫痪，使那些爬上山顶的联军全军覆没！”
这是志愿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炮战，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它体现了志愿军的炮兵经过连日的战火考验，终于逐步成熟，志愿军对炮火的运用走向合理精熟。
值得专门说一下的是，上甘岭战役中，喀秋莎的使用达到巅峰，志愿军将24门喀秋莎火箭炮布置在阵地背后作为火力压制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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