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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时如此，毕业之后呢？
1937年8月5日（“7，7事变”
以后了），《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对未就业大学生期望月薪的调查，毕业于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的文学学士叶女士，期望月薪140元，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黄某，期望月薪150元，而且要求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
。
实际上，当时北京的中学校长，月薪也不过为一百元，一般城市里的小康家庭，月收入也就15到30元，可见大学生的自视有多高了。
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人还斤斤计较于自己的收入工作地点，可想而知他们是否会愿意走上战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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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不等于就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大学生就业后的表现吧：中华职业教育所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令人堪忧：“（大学生）关于学力方面：文理欠通；计算迟钝；书法恶劣或潦草；英文不会用。
关于办事方面：缺乏兴味；缺乏经验；没有责任心；没有决断力；太鲁莽；有始无终，遇事敷衍；不听指挥。
关于道德方面：自视太高；脾气太大，计算薪俸。
关于行为方面：不惜物力，有浮华气；好批评人；太奢侈；不讲礼貌。
关于交际方面：无应变才；好滥交友；以烟酒为应酬品；说话少信实。”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社会环境有关，入前文所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他们对社会知之甚少，本身能力一般，但因为家庭出身好，多数人都在找工作时都抱有极高期待。
统计数据显示，民国时期大学生中，56.3%出身于官宦家庭，20.3%出身于实业家庭，因此他们本身就期望获得较好的工作，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大学生也抱有极大期望，假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当一个小职员，这会被亲戚朋友所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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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视甚高，又不肯吃苦，把这些人投入军队会是个什么结果就可以预料了。
实际上，民国各系军阀都不愿招收学生兵，一来固然是尊重知识，尊重读书人，二来估计也是担心这些人拖后腿。
1941年11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曾说：“于是全部知识分子皆免服兵役，而实际征服兵役者，几全为贫弱无知之民。
在（民国）三十二年三台学生未发动从军以前，抗战的六年中，所征一千余万兵员中曾无一个中学生之参加。”
张群此说虽不免夸张，但确实抗战初参军的大学生极少。
那么常凯申呢？不是说“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吗？
估计这只是热血的宣传，就那么一说，到实际执行的时候，国民政府对于这些人也不待见，不鼓励。
1943年10月，常凯申下了一道紧急手令：为了早日组成青年远征军，立即在全国征集10万知识青年，分批空运印度，接受美军现代化的训练。
常凯申这道紧急手令，并没有得到大学生积极响应，报名的学生寥寥无几。
当时国共正发生冲突，大学生普遍认为应该调动胡宗南军队增援前线，征集大学生参军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不少学生表示：中央不调西北军队，我们就坚决不从军。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大宣传力度，常凯申也亲自出面鼓励青年学生参军，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后，媒体和政府进一步宣传知识青年从军的紧迫性，此后大学生才大量参军。
实际上，大学生即使参军也要接受相应的军事训练，但大学生掀起参军高潮是在抗战末期，很多参军大学生未能真正走上抗日前线。
以交通大学为例，1943年，有74名大学生相应常凯申号召参加海军，随后开始接受军事培训，时长为一个月，1943年5月，培训结束，这批大学生被分别派往英国和美国受训，到当年10月份，赴美受训的学生才正式进入美军海军军官学校。
豫湘桂战役后，知识分子掀起参军高潮，参加军队的大学生日渐增多，1945年，1000余名士兵赴美接舰，其中青年学生兵475名，交大学生占两成，这些学生1945年1月启程，5月进入美国海军学校受训，训练时长为一年，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便正式宣布投降，这离这批学生兵毕业还有大半年，他们都未能走上战场杀敌。
相比于身处后方的大学生，处在日占区的大学生则是另一番情景。
一位上海大同大学的大学生1944年的日记记录了日占区的大学生活：有位严姓同学感慨，大学毕业要花千把块钱，要通宵跳舞，开party，还表示看不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女学生爱打扮，男学生抽香烟带帽子歪带，三言两语不和就要同人打架。
完全没有因为家园沦陷而悲伤，更别提上前线抗日了。
由此观之，在持续14年的抗日战争中，虽有不少大学生参军抗日，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大学生参军的比例并不算高，真正走上抗日前线的大学生也不多，更有甚者，在沦陷区照样娱乐玩耍，并没有亡国之感，还有不少人甘愿做汉奸，为虎作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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