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长江书屋】地址:https://www.cjshuwu.com
元朝编制了哪些主要法典?
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忽必烈命何荣祖主持编定《至元新格》,颁行全国。
这是元代第一部成文法典,分公规、治民、御盗、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十事。
该书已佚,详情不得而知,但世祖命何荣祖编新律时,曾要他“简除苛繁”
,根据这一点可以推知,“简”
是这部法典的特征。
正是由于《至元新格》的简略,不能很好地适合统治所需,经成宗、仁宗两朝的努力到英宗时终于修成了新的法典,这就是至治三年(1323)颁布的《大元通制》。
《大元通制》是元代最完整、最系统的一部法典。
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诏制、条格、断例。
诏制相当于敕或敕条,即皇帝的命令;条格相当于令,即法令;断例相当于律,即律刑。
《大元通制》既承袭了中国传统法典的精神,也体现了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是适合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的。
顺帝至正六年(1346),元廷又颁行了《至正条格》,条文较《大元通制》多一些,但只是修订和补充而已,没有超出《大元通制》的框架。
《大元通制》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
元朝实行了什么宗教政策?
元代的统治者大都采取了十分宽容的宗教政策。
这主要是因为蒙古族本来信奉的是萨满教,而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巫教,尚未形成严格的教义和教规,因而对其他宗教没有很强的排斥性。
蒙古统治者在长期的对外征服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对这些宗教,他们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只要这些宗教不反对蒙古的统治,就让它们自由发展。
成吉思汗对宗教的态度就是如此,他甚至对很多宗教领袖十分礼遇,要求他们为自己祈祷。
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们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信奉萨满教,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态度。
只有忽必烈稍有例外,他本人信奉了喇嘛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推崇佛教的倾向,但他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宽容的,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全世界崇奉的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说的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的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说有摩西,佛教徒说有释迦牟尼。
我对这四人,都致敬礼。”
(《马可·波罗游记》)这段话最能代表忽必烈乃至所有元代皇帝对宗教的态度。
基于这种态度,元代统治者施行了十分优裕的政策,规定各宗教的僧侣们只纳商、地税,不用充当任何差役;他们的财产(包括寺院、土地等)都受到严格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夺;朝廷还向他们供应口粮;而各宗教僧侣们所要做的,就是为元廷皇帝祈福。
在这样一种优厚的条件之下,各种宗教在元代极大地发展起来。
在元代宗教中心大都,几乎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看到,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等比比皆是。
宗教的繁盛成为元代统治的一种特色。
元朝政府是如何利用儒学的?
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是十分轻视儒学的,时人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之说基本上是可以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的。
可是,随着蒙古统治者在中原汉地的统治日益稳固,尤其是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元朝政府对儒学的态度开始由鄙视、排斥转向扶持、利用。
忽必烈是凭借中原汉地雄厚的力量击败争位的阿里不哥的,他十分重视对汉地的控制。
要有效地控制汉地,就必须大力推行汉法,而汉法的精髓正在儒学。
所以,忽必烈一即位,便广召天下名儒,开设国子学,命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经典;又征召许多儒士入朝做官,参赞军国事务。
由于儒家教育的逐渐普及,到了元朝中期,元统治者对儒学已是十分推崇。
武宗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仁宗更说过“修身治国,儒道为切”
这样盛誉儒教的话。
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廷恢复了中断已八十余年的科举考试,专以程、朱所注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
至此,儒学以程朱理学的形式在元代取得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