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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新领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忽必”
和“莎余儿合勒”
的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太宗六年（1234），金亡，河北、河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纳入蒙古统治范围。
但长期的战争，居民多逃入诸汉人地主武装控制的地区。
同时，诸将领也将所俘人口作为私属，寄居州县，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非常有限。
为了将无籍和私属人口纳入大汗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窝阔台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大断事官，全面编籍中原户口。
次年，失吉忽秃忽以所籍中原户口上报大汗，共得户一百一十多万。
按照蒙古人的观念，所得中原汉地有城子的百姓，也是“黄金家族”
的共同财产。
也应在亲族中进行“忽必”
的分配和向功臣提供名为“莎余儿合勒”
的赏赐。
于是，太宗八年（1236）下令将中原民户分与宗室和功臣。
这次分配范围较广，自太祖叔、太宗叔祖答里台以下，至太祖诸弟、太宗诸兄弟、姐妹、子女或其后裔以及诸功臣、将领等，都分得了数目不等的汉地民户。
但是汉地的分封进行得并不顺利。
首先，在与蒙古将领共同攻打金朝时形成的汉人地主武装，已经成为中原地区有一定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们控制了河北、河东部分地区的大量民户，分封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不可避免地遭到他们的抵制。
同时，中原地区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农业区，那里早已采用租佃制经营方式，那里的人民是封建国家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他们对地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享有相对的人身自由。
分封就意味着他们将被领主所控制，成为领主的私属，身份地位将下降。
这是历史的倒退，必然激起中原人民的抵制。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契丹人耶律楚材制定了一个折衷方案。
规定：各地只设达鲁花赤④，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税，非奉诏不得征兵赋。
按照这一原则制定的具体办法是：封地由地方州县和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管理，在赋税中，按封户每五户出丝一斤的份额，每年向领主颁赐一定数目的丝料。
这就剥夺了诸领主对封地的治理权，领主只能得到封地的部分租赋收入，这就是“五户丝制”
。
它与唐中期诸皇子弟的食邑制颇为相近。
但是，蒙古贵族不肯轻易放弃他们在草原地区享有的权力，他们习惯于像治理草原封地一样治理中原食邑，因而，耶律楚材制定的“五户丝制”
自其执行之日起，就被诸封君所破坏。
而中原地区的社会背景、汉人官僚的抵制以及中央集权与分封的矛盾，也使这种食邑制不断朝着中央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变化。
按照规定，五户丝食邑允许设置由各投下主委任的监临官达鲁花赤，其余事务则由朝廷所任命的地方官负责。
实际上，自中原分封之始，各投下就违制私自向封地派遣官员，致使食邑内，除合法的达鲁花赤之外，又不断增设札鲁忽赤⑤，课税官和其他军民长官。
“这种状况使中原食邑基本上被正规或非正规的投下官府所支配，最终造成封君权力的扩大和五户丝食邑制的名存实亡”
⑥这种状况，无疑侵害了大汗和国家的利益，违背了五户丝制的根本原则。
因此，在诸王的中原食邑中一直存在着朝廷与封君争夺治理权的斗争。
同草原爱马的分封一样，中原五户丝食邑的分封也进行了多次。
太宗以后，宪宗、世祖、仁宗朝都曾对五户丝食邑进行过分配与整顿。
宪宗即位后，曾两次为其诸兄弟分拨汉地民户。
宪宗二年（1252），其母唆鲁禾帖尼死，幼子阿里不哥继承了拖雷家族的真定食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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