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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缺乏正统的儒家思想熏习教冶的胥吏令史取代儒生,大批涌入中下层官僚机构时,情况就变得更糟糕了。
用当时人的话,他们以刻薄文法、精深簿书相尚,捱蹭岁月,一旦做官,“如猛虎之脱槛、饥鹰之掣”
。
国家即使有善政良法,付诸实行,也“往往误于胥吏。
将以除弊,反足厉民”
。
这种选拔官员的制度,破坏了官僚素质与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和谐,结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
因此仁宗决意抑吏用儒。
皇庆二年(1313),元廷颁行开科举诏,决定于次年在各地举行地方级科举考试(乡试),再次年举行全国性的会试和殿试。
举行分试的地方共有17处,取录“乡贡进士”
凡300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名。
会试从中取100名,其中四等人各25名。
殿试不再黜落,只是重新厘定名次。
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为标准,它与宋金科举注重词章注疏之学的传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程朱理学正是由这个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倡率,变成中国专制社会中的正统哲学。
古代风景画鉴赏皇庆二年的科举诏,在南北士人阶层中引起极大的刺激和震动。
北方从金亡以后,科废已近百年;南方因宋亡停科也已有三四十年了。
读书做官的路走不通,士人有的去行医、卖卜、看风水,有的去做生意赚钱,有的进衙门去做刀笔吏求升迁,也有的“独自呆坐在蓬蒿园子、土围墙的屋子里,愦然而已”
。
很多人靠做学官养家糊口。
方回住在杭州,常有四方之士出远门做官,请他写文章赠别。
问他们去做什么官,则不是教谕、山长,就是学录、学正或教授。
读书人想从学官晋升,获得真正做父母官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
辗转岁月,能做到州学中教授的,大概10人中不到三四个,这时差不多要致仕(即退休)了。
能做到路学教授的人,不过百分之七八。
能做到县主簿这种小官的,不过百分之一二,所以当时做学官的人都有“皓首不调”
之叹,他们写诗道:“热选尽教众人取,冷官要耐五更寒。”
正因为这样,科举诏颁,士人一时间都欣喜不已。
“废简回春冷灰外,寒窗读赋万山中”
;“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
?有些地方本已科废学散,如今“一朝科复梦惊回,却恨穿杨无妙手”
。
怅然之余,他们便急忙“摇官船去买官书”
,甚至一些年逾古稀的南宋遗老也怦然心动。
被誉为“老子复出”
的赵仪可这时已75岁,还要应考,“然终不自得”
。
陈大有是宋咸淳乙丑(1265)进士,行省请他做乡试阅卷官,他执意不就;参加考试不中,当时已经74岁。
延祐二年(1315)的首次京师会试和殿试,就是在这种热烈气氛中开场的。
深得仁宗知遇的李孟受命知贡举,他兴奋地赋诗道:“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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