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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宗和武宗都具有蒙古军事贵族的气质。
成宗即位近五年，还认不清中书各部的汉人长官。
武宗用人，差不多全在从征西北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
宫廷卫士以“角斗屡胜”
，也可以获得平章政事的大官衔。
两人都在统治圈里讲“惟和”
、讲“宽大”
。
忽必烈朝的遗老旧臣陆续去世之后，由这批靠“宽大”
发迹的官僚来执行忽必烈定立的“祖制”
，使原来就存在的慢性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都逐渐恶化。
仁宗是元朝第一个即位前始终生活在汉地的皇帝，他的“潜邸”
有一大批汉族名士，以上党人李孟为首，还聚集了很多对汉文化和儒术有较深理解和同情的蒙古、色目侍臣。
仁宗的施政方针是要遵用儒术来改革朝政。
与成宗、武宗两人相比，他才是真正执意更改世祖“成宪”
的人，但他诛杀政敌，用的却是“变乱旧章”
的罪名。
久感压抑的儒生阶层似乎感到某种鼓舞。
当时人以《三宝奴伏诛》为题写诗说：“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奴才自许齐三宝，主寿谁能保万年。”
从至大四年开始，仁宗颁布了一系列整顿朝政的法令。
元廷罢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
这时还废除了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的旧制，任以流官；诸王位下所辟为副达鲁花赤。
有鉴于武宗以镇北亲王的军权为后盾夺取帝位，仁宗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
这些措施，含有暗中防范镇北多年的晋王拥兵坐大的用心。
朝廷又下诏，严禁近侍擅自传旨中书任用官员，如有敢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
。
此外，政府还明令规定，内侍只授内廷官职，不予外朝文官官阶；由吏员晋职为官者，不得超过从七品。
而这时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项措施，则是恢复科举的制度。
仁宗登基伊始就曾宣布：“我所希望的，是使百姓安宁，从而求得天下大治。
但如果不用儒生，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他把大规模起用儒生看做是安国安民的前提，这是有针对性的。
自隋唐以后，随着中国中古贵族政治的解体，科举取士制度越来越成为选拔政府官员的一种重要途径。
尽管通过“庇荫”
制（品级较高的官僚可以保荐一名或若干名子女做低品级的官员）和由吏员出职为流官的渠道进入仕途的人始终占据很大的比例，但以科举进身几乎变成挤入高级文官圈的惟一体面的途径。
唐朝人就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张玄素在隋朝由令史入品流，入唐后位至三品。
唐太宗当着诸朝臣的面问他“历官所由”
，玄素窘迫不堪，从殿阁中出来时，差不多抬不起腿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
。
科举取士的人数虽然十分有限，但它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读书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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