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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祐二年十一月，他几经犹豫，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
本应当立为皇储的武宗长子和世被封为周王，次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命随周王道经陕、川之云南就藩。
和世到皇宫辞行，若不是有人力谏，连饯行的酒饭也差点吃不到。
他行至陕西，利用关中驻军发动兵变，失败后狼狈改道西奔，到阿勒泰山外去投靠察合台后王。
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刺为皇太子，并于次年正月诏告天下。
汉文记载把仁宗胁迫和世离京就藩、改立己子为皇太子的行为归咎于答己集团，说这是铁木迭儿为“固位取宠”
，与答己“定谋禁中”
的结果。
仁宗改储无疑取得了母后的支持，但他不可能不为此付出代价。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河南、江西等地实施的“经理法”
也因激起民变而中止。
这一挫折更促使仁宗在政治上趋于消极，转而与后党妥协。
延祜经理本来是仁宗推行改革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是通过核实田土占有状况来甄别隐占土地，纠正有地者逃避赋役、无地者产去税存的情况。
从延祐元年冬起，元廷遣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
但由于地方吏治腐败，经理官吏奉行过当，针对百姓“自实土田”
的检阅与查验活动，到处演变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毁民房、“夷墓扬骨”
以虚增征税亩积，结果在延祜经理最惨烈的江西宁都逼出蔡五九的反元起事。
尽管朝廷镇压了起事，但由于怨情沸腾，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赋税三年；后来又下诏罢征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
延祐经理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变成仁宗在位时期一项重大的劣政。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影响，仁宗即位之初那种一新政治、“风动天下”
的锐气，到延祐二三年间便悄然消退。
他的个性在内心矛盾的浸逼下变得乖戾多疑。
哈剌契丹人回会某次奉召入对，进殿时看见仁宗近臣匆匆退出。
他徐缓入殿，只见仁宗神情非常不高兴。
这时左右没有他人在场。
回会行礼后退立一旁。
仁宗不作声，用手势命回会把殿门打开，很久，又用手势命他关上。
又过了很久，仁宗命令他取某物敬奉御前。
然后回会退出，左右侍臣方重新入殿。
第二天，仁宗对他的一个亲信说：“我昨日端坐沉思时，神情显得很忧虑，左右侍臣看见后都吓得溜走了。
但回会神色不变。
那些溜走的人都是自觉问心有愧。
回会自信没有什么亏心事，我也相信这一点。”
仁宗对左右的猜忌也许没有什么道理，但他所谓“端居深念，忧形于色”
，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自白。
正是这种心态促使改革在仁宗在位后期明显陷于退坡。
原先颁定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收回的。
延柘四年六月，敕诸王、驸马、功臣封地。
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
同月，御史台四十余人联名参劾铁木迭儿受赂六万贯、占夺晋王田产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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