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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能相当准确地说出至元中期杭州所管地面盐税收入的总额。
所以曾经有人怀疑他是元朝地方政府中管理盐政的小官员。
还有人推想他出使马八儿,其实是到那里去买采红宝石。
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不断地在各地跑来跑去,执行的是做皇帝“听底耳、见底眼”
、到处刺探民情的职务。
关于马可·波罗在华身份的一种较新颖、也较有趣的推想,认为他是为元朝政府或皇室成员做买卖、替为他提供资本的主人生息的“斡脱”
。
蒙古人进入汉地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懂得管理财产,“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
。
“撒花”
即强行敲榨勒索“人事”
(即礼物)的意思。
他们靠掠夺、搜刮而攫获财产,却不知道怎样经营,怎样利用它生利增值。
所以他们特别仰仗从西域来的回回人,向他们提供资本,让他们贸易生息,称为“斡脱”
(突厥语伙伴、合伙人的意思)。
回回斡脱依靠蒙古贵族的势力做生意,为蒙古贵族,也为自己图利。
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最高的是高利贷,利率达到100%,利上滚利,如羊羔下仔,所以称为羊羔儿息,又称斡脱钱。
很多斡脱商人不但经营国内贸易,也从事巨额的国际贸易,有的还向政府“扑买”
各种赋税(即承包某个地区的某种赋税)。
马可·波罗比较熟悉的,不是汉语,也不是蒙古语,而可能是突厥语,甚至是波斯语。
这说明他所接近的人有很多是回回人。
他又经常奔波于国内外各地。
因此,他成为皇室斡脱商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从西欧世界直接地,而不是通过很多中介环节间接了解中国的角度来观察,马可·波罗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传奇人物。
不过无论他是否真的来过中国,他都不是西欧与元代中国之间直接沟通的惟一见证人。
这是一个中国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直接建立外交联系和互相了解的时代,虽然双方都是带着错位的期望而这样做的。
种豆得瓜自从11世纪初以来,西亚的聂思脱里基督教圈子里,逐渐传出一则关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首领如何带领他的“二十万众”
皈依聂思脱里教的故事。
现代学者多相信,这则故事大概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蒙古克烈部有关。
它的大意说,这个首领在草原上迷路,得到一位基督圣徒显灵指引,方才脱险,从此崇拜基督。
在克烈部的聂思脱里信徒中,上述圣徒的名字薛里吉思成为最常见的教名之一。
尽管聂思脱里派很早就被东罗马教廷判为异端,远东草原之王率部皈依天主的消息传到欧洲,仍然使中世纪西欧深感振奋。
在那里流行的东方一个名为约翰长老的国王曾打败了穆斯林的传闻,很可能与上述故事相互附益。
在马可·波罗转述的关于约翰长老的故事中,就把主人翁指为与成吉思汗同时代的克烈部首领王汗。
蒙古的扩张打通了亚洲东部世界与西欧基督教社会之间的阻隔。
罗马教廷和西欧君主们对寻找约翰长老的部众现在备感迫切,他们希望借助基督上帝的威严和感化力,来阻遏蒙古人对西方的入侵;希望基督教在富庶的东方广泛传播,甚至仍然希望与蒙古人联手攻击伊斯兰世界,夺回穆斯林控制下的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
一批批穿黑袍的教士,怀揣教皇或国王谕书,不畏艰险地踏上东来旅程。
1245年,在里昂宗教大会之后,教皇英诺森四世向蒙古派出了两个使团。
关于前往驻扎在波斯地区的蒙古军事长官的使团,我们所知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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