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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胃口。
各国通贡使团的来华频率迅速增加，使团规模越来越大，留居中国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积贫积弱的北宋政府实在不堪负担，所以非但不敢像汉、唐那样四出“招谕”
列国来朝，改而奉行“来则不拒，去则不追”
的国策，而且到后来甚至还下令把外国使团截留在广州等海港城市，不让他们进京，命人选取部分贡品，酌给回赐后，就地打发他们回国。
另一方面，对进行海路贸易的商舶征收的出入口税，在唐后期和五代十国时的东南沿海国家已逐渐成为一宗可观的收入，入宋后更是国家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宋政府在尽可能抑制“朝贡—回赐”
这桩赔钱买卖的同时，积极招徕番舶到中国做生意。
在元代，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国内外商人抽取关税，“哏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有”
（意即“是关系到国家大宗经济收入的紧要事情”
），所以对外贸易是受到政府保护的。
传统的朝贡观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元朝皇室把“日出日没之地”
尽看做长生天对黄金家族的赐与。
不论是被征服的或者是和平归顺的国家，都要入朝、入质，要出军、出饷、出役夫来配合他们的军事行动，还要根据黄金家族的索求提供各种文物珍异。
因此元政府责令外国朝贡，实际上还带有对它们进行经济掠夺的企图和性质。
忽必烈一朝，是元政府采用大规模用兵的手段，逼迫它的亚洲邻国称臣纳贡的时期。
这些海外战争，大多数以惨败告终。
元朝为对外侵略耗尽国力，依然无法迫使周边各国完全屈服。
成宗即位后，只好调整对外政策，承认既成事实，满足于各国（除日本外）在名义上对元称臣。
从大蒙古国时期算起，元与这些国家的官方关系，经过七八十年的曲折，又开始恢复到与前朝相类似的状态。
战争与对立的停止，更促使基本摆脱朝贡—回赐形式的官方国际贸易乃至民间对外商业往来进一步繁荣起来，把从南宋以来一直在持续的对外经济交流推向极盛。
蒙古军队首次进入高丽，是在1218年与高丽军队联合进击契丹“叛部”
之时。
高丽与蒙古约为“兄弟”
，并不能制止蒙古对它的任情勒索。
1221年蒙古向高丽的索贡物品就包括獭皮1万领，细绸3000匹，木棉1万斤等等。
掠夺引起反抗，蒙古军队遂不断进征其地。
高丽国北方的成年男子大部分被杀被掳。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高丽国王死，元政府把在中国充当质子的王供（后改名王植）送回高丽即位。
元廷宣布从高丽撤兵罢戍，对高丽过去的反抗“一切勿问”
，但要求高丽王室履行从江华岛（今属韩国京畿道）将都城迁回旧王京（今朝鲜开城）的诺言。
接着，元廷就诏谕王植“籍编民，出师旅，输粮饷，助军储”
，征取不断，引起高丽朝野的不满。
1269年，高丽权臣废王植，另立新主。
元遣兵压境。
高丽西京（今朝鲜平壤）及西北地区六十余城降元，二十多年后才由元朝归还给高丽。
原国王复位，抗元军队退入江华岛，复遁耽罗。
元以耽罗“为南宋、日本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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