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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统治的末期，又以阿姆河为界，将西域分为东西两部分治。
到蒙哥朝，三大被征服区的划分和派驻大断事官分治其地的体系成为定式，汉语文献称为“燕京行尚书省”
、“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
（辖有自今新疆西至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河中诸城”
）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
（辖阿姆河以西地区）。
三大行政区的大断事官衙署，分别设立在燕京、别失八里（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和徒思城（在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
中国古籍将燕京大断事官衙署称为“行尚书省事”
、“行省”
，称大断事官为“丞相”
、“行省丞相”
；穆斯林史籍则称大断事官为“大异密”
。
现在我们看到，大蒙古国在将其版图扩大到毗邻的各农业社会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实际上是把草原体制下的蒙古式行政中枢直接引入三大被征服区，辅之以遍置于地方的达鲁花赤就近弹压，藉此辖制和支配专制一方的世侯或篾力克，由此实现对被征服地区的间接的军事、行政统治。
这种情况，在忽必烈夺得汗位后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蒙古游牧国家的汗位继承问题，一直困扰在两种互相对立的原则冲突中。
一方面，根据“幼子守产”
的家产制原则，当儿子长大成家、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时，有权带走属于父母的一部分财产（主要是牲畜）。
最小的儿子不离开家庭，由他继承父母留下的大部分家产。
这一原则影响到人们关于汗位继承权的观念，赋予幼子以某种优先权力。
另一方面，从身为大汗所应当具备的政治、军事阅历、个人威望等资质条件考虑，往往是年长的儿子占有更多的优势；因此蒙古游牧社会在政治权力的继承问题上也有优先选择年长子嗣的传统。
成吉思汗的妻子是在被敌对的游牧部落篾儿乞人俘获期间怀有长子术赤的。
术赤的可疑出身更增加了当时汗位继承问题的复杂性。
早在第一次西征之前，黄金氏族内就为此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
明初从蒙古语译为汉语的《蒙古秘史》用十分生动的白话记述了这次争执：“临行时，也遂夫人（成吉思汗的诸妻之一）说：‘皇帝涉历山川，远去征战。
若一日倘有不讳，四子内命谁为主？可令众人先知。
’太祖（指成吉思汗）说：‘也遂说的是！
这等言语，兄弟、儿子……等皆不曾提说，我也忘了。
’于是问拙赤（即术赤）：‘我子内你是最长的，说什么？’拙赤未对，察阿歹（即察合台）说：‘父亲问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篾儿乞种带来的，俺如何教他管？’才说罢，拙赤起身，将察阿歹衣领揪住，说：‘父亲不曾分拣，你敢如此说？……’说了，兄弟各将衣领揪着。
……太祖默坐间，有阔阔搠思说：‘察阿歹你为甚忙？皇帝见指望你。
当你未生时，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
所以你贤明的母（指孛儿帖夫人）不幸被俘。
若你如此说，岂不伤着你母亲的心？’……太祖说：‘如何将拙赤那般说？我子中他最长。
今后不可如此说！
’”
一场风波，终于以勉强推举第三子窝阔台作为大汗继承人而暂时了结。
大概是出于成吉思汗的声望，他所支持的窝阔台在他死后很顺利地登上了汗位。
窝阔台死后，术赤系后王拔都（术赤子）不满窝阔台之子贵由即位，托辞足疾拒绝参加推举大汗的宗亲大会。
贵由为此忿懑不已，即位后就领兵西驰，想攻打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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