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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会认为来自对于某种邪恶行为的悔恨的内疚感应当总是有意识的，而来自对某种邪恶冲动的感觉的内疚感却可能是无意识的。
但是答案并不那么简单。
强迫观念性神经病强有力地反驳了这一答案。
第二个矛盾关系到我们所谓的超自我的进攻能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能力只是继续施行外部权威的惩罚能力。
并使它活跃在心灵中（见第１０３—１０４页）；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恰恰相反，它是由一个人自身尚未使用的进攻能力所组成，这一进攻能力现在用来反对施加抑制的外部权威（１２—１１４页）。
第一种观点似乎更适用于内疚感的历史，第二种观点则更适用于内疚感的理论。
进一步的思考则可以说是非常完善地解决了这一表面看来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两种观点都不可缺少的因素和共同的因素是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讨论的都是已经被移向内部的进攻性。
再者，临床的观察实际上允许我们把归之于超自我的进攻性来源区分为两个；在特定情况下，两者之一发挥更强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普遍规律，它们却是共同发挥作用的。
我认为在这里，出于认真的考虑，我可以提出一个早些时候我曾建议暂时接受的观点①。
在最近的分析学著作中，表现出对这样一种观点的偏好，即任何一种挫折，本能满足的任何受阻，都导致或可能导致内疚感的增强②。
如果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只能就应用于进攻本能，那么我认为我们的理论就会变得十分简明易懂，并且我们也不会找到与这一假想相矛盾的东西。
根据能动的（ｄｙｎａｍｉｃ）和效益的理由，我们将怎样理解未实现的Xing爱要求被内疚感的增强所取代这一现象呢？看来也许要采用迂回的方法——即假如我们设想Xing爱满足的受阻会引起对干涉这一满足的那个人的某种进攻性，并且这种进攻性本身接着受到了抑制。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由于被压抑并且转交给超自我而转变成内疚感的，归根到底只是进攻性。
我相信，如果精神分析发现内疚感的起源只是进攻本能的话，那么对许多过程就可以作出更为简单和更为清晰的解释。
对临床材料的考察在这里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明确的答复，因为正如我们的假设告诉我们的，这两种本能几乎从来不以纯粹的、相互分离的形式出现；但是对极端病例的研究也许会指向我所期望的方向。
我也想通过把这个较受限制的观点应用于抑制的过程，
①〔找到这一早期的建议已不可能了。
〕②这一观点尤其为欧内斯特。
琼斯、苏珊。
依沙克和麦兰尼。
克雷斯所接受；同时我认为也被雷克和亚历山大所接受。
从而从中推论出它的基本优点。
正如我们所知，神经病的症状从其本质上看是对于未实现的性愿望的替代性满足。
在我们的精神分析工作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可能每一种神经病都隐蔽着一定量的无意识的内疚感，它反过来又利用神经病症状，把它们作为一种惩罚，从而增强了这些症状，现在来系统地阐述下列主张似乎是很合理的。
当一个本能的趋势受到压抑时，它的利比多因素就会转化为症状，它的进攻因素就会转化为内疚感，即使这一主张只是一般地接近于真理，它还是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此外，这部著作的某些读者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就是我关于厄洛斯和死亡本能之间的斗争这一观点讲得过多了些。
这一观点是用来表示人类所经历的文明过程的特性的（见第１０１—１０２）。
但是它也与个人的发展过程有关（见第９７—９９页）。
除此之外，据说它还揭示了一般有机体生命的秘密（见第９６页）。
我想我们不能够不探究这三个过程相互间的关系。
在这里同一观点的重复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类文明的过程和个人的发展过程都是生命的过程——这就是说它们都必定具有生命的最普遍的特性。
另一方面，正由于表明这一普遍特性存在的迹象具有一般的性质，所以，如果不通过特定的限制缩小它的范围，它就不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任何（这些过程间的）差别。
因此，我们只可能满足于断言，文明的过程是人类生命所经历的一个变化，它是在由厄洛斯所确定、阿南刻（必然性）即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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