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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就利避害”
的本性。
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
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
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以法治国
韩非著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
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
，“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
。
（《韩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
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
主要在“术以知奸”
方面有了发展。
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
。
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
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
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
做保证。
“势”
，即权势，政权。
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
（《难者》），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难势》）的论点。
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法不阿贵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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