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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总原本打算将其除名，后了解到他爱人突然患上一种“红斑狼疮”
的特殊疾病，家中经济入不敷出，不仅继续保留了他的主管试用期以观后效，还在募集内部股时专门为他增配了新股期权，使该名主管大为感动。
不过私营业主的人性化意识虽强，毕竟只是老板们少数人的个人意识行为，并没有上升到显形文化和制度层面，这与内地正好相反，内地国企是有好的人文管理基础，企业经营者们的意识却很淡薄，如果能让两者产生互补，或许会产生更大的凝聚作用。
由于过去身兼两职，行动不自由，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公司，对下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专司内刊总编一职后，我跟付总商量，准备利用空闲时间先到各个营业网点熟悉情况。
每天乘坐车队的集装箱大货车，到各个营业网点去采风，足迹遍布黄田、华强、大朗、珠海、东莞、中山等地，大部分的营业网点都跑到了，与下面的一些从未谋面的通讯员也见了面，还经常抽空找一些基层的输单员、搬运工们聊天，了解他们对公司的一些看法，没想到却受益非浅。
有一次在黄田分调，一位搬运工跑来向我诉苦，说：
“我们这儿只有两名搬运工，事情本该一起做，可每次搬东西时，那位老兄却总是躲在一旁偷懒，自觉的人反而吃亏。
最好能把两个人的事分一下，或者按量来分，或者划定一个区域，这样才公平合理。”
一个普通的搬运工，自然不懂得管理学中的种种术语和理论，可是他平实的语言、抽象的表述，分明就是定置管理当中的“三定原则”
。
当时公司正着手开展ISO和5S管理，这都是最最基础的工作。
那些所谓的管理人员，整天只知道围着老总打转，对下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他们却置若罔闻。
我当即记录下他的姓名，准备在下一期的《香江月报》上刊发相关的内容。
专职负责内刊总编工作后，每次办公室开会，小林主任都要通知我去参加。
每当遇到不懂的问题，他首先想到的人自然还是我，我仍然不厌其烦地耐心解释。
可每次讨教之前他总是好言相待，讨教完后却判若两人，还经常在一些公开场合故意找岔子。
有一次开会，他突然向我发难：
“江品川，你这个助理，究竟是归付总管，还是归办公室管？”
我当时很气愤，回敬了一句：“我是总经理助理，不是主任助理，你说我该归谁管？”
又过了一会，再一细想此事，多年从事办公室工作的我当时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不得不像教小学生一样地教他：“你何止能管我，按照正常的办公室的权限，所有老总的关系都应隶属于办公室，他们的编制、工资都捏在你手里，都归你管，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对他们吆五喝六，懂吗？”
当时，由于身份的变化，本来就让我觉得有些尴尬。
我不再担任助理一职，却仍旧享受着主管的待遇，付总当时也没有对外正式宣布我的工作变动，只是私下跟我和小林俩人交换了意见，让我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小林主任乳臭未干，我本不屑于跟他去计较，可是他却没完没了，非要和我一争高低，还象个多嘴的婆婆，不停地在我面前嚼舌跟。
于是俩人经常发生磕磕碰碰，弄得我的心情非常糟糕。
不久，龙仲凯董事长亲自赶到公司来，让我起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我却因为与小林主任呕气，把他交待的事情忘诸脑后。
龙仲凯大为光火，问清事情的原委后，不由分说就将我和小林主任一起辞退。
离开“香江”
后，一连四、五个月找不到新工作，那是我最长的一次“揾工荒”
。
迫不得已，还去卖过一次血，钱大部分被血头盘剥去，也只能认了。
因为广州那几年就是邪门，春运到火车站买车票，队排得老长不说，好不容易挪到了窗口，服务员却冷不丁丢出来一句：“票买完了。”
在一旁等候多时的票贩子从你手中接过钱后，准能从原来的窗口取出票来。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新工作，却突然接到总部的通知，说我的下岗期已满，让我限期回单位报到，于是不得不返回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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