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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反对寻衅滋事罪的不断口袋化，在本质上还是出于该罪的适用时常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
则的隐忧。
口袋罪的特征使得其容易被予以口袋化的适用，“口袋罪的特征是采取了空白罪状或者兜底
式条款的规定方式，使其行为和其他构成要件要素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口袋罪是典型的立法粗疏表
现。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寻衅滋事罪再次沦为口袋罪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严峻挑战”
[10]。
寻衅滋事罪的
口袋化会冲击罪刑法定原则，于此，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主动去约束该罪的解释适用范围。
罪刑法定原
则不仅约束具体的个罪解释，同样也应约束一般的司法解释。
1.
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切实约束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解释
无论个案中的解释如何细致，如果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解释依旧不断扩张该罪的适用范围，并且为了
社会治理的需要而不惜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那么寻衅滋事罪的司法适用问题依旧无法解决。
例如，
2013
年的《关于办理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
条将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
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对于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
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的行为，同样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然而，根据《刑法》第
293
条第
4
项的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
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
严重混乱的，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司法解释在此将刑事立法中的
“公共场所秩序”
悄然置换为“公共秩序”
，无形中扩大了该罪的适用范围。
“但公共秩序应当包括现实公
共场所秩序与网络秩序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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