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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吴佩孚已撕下了不干政的假面具，有人把他和当年的张勋相比，竟是一模一样，因为在民国5年黎首次担任总统时，张勋也是猛烈地反对黎邀请唐绍仪、张耀曾入阁的。
黎这时深深感到难以应付直系这些后台老板，所以他的策士便献计主张联络奉系和皖系，以及西南六省，以共同对付直系。
由于直系现在已分裂为保定和洛阳两派，所以如果能够进一步联保制洛，就足以孤立吴佩孚。
政学系这时更唱出一个高调，主张由总统站出来，和国会联成一致以与军阀作战。
这是一块光明正大的牌子，总统大振乾纲，拿“反抗政府命令、拒绝湖北省长”
等罪名罢免吴佩孚和萧耀南，同时接受西南五省召开联省会议的主张，联合西南打破直系独霸的局势。
黎当然不敢这么冒险，他这时的地位好像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曹、吴两人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汉献帝的衣带诏只是白白牺牲了伏皇后，黎今天怎敢轻举妄动，所以他最后决定派王芝祥先到保定，请曹锟劝吴不要反对唐内阁，不要处处和黎过不去。
曹对王芝祥只表示了自己不干政的立场，此外别无承诺。
曹锟是想自己登上总统宝座，所以吴给黎下不了台，他暗暗高兴，他正想利用吴给黎困扰后，黎知难而退，这样岂不是为自己创造了上台的好机会。
王芝祥在保定得不到要领，便亲自到洛阳一行，希望达成目的，可是吴见到王后，却正式提出要王宠惠组织内阁的主张。
吴佩孚不只是对王芝祥表示要王宠惠组阁，同时还有庚电（8日）致王本人云：“愿以全力为兄后盾，但须摈斥阴谋扰乱妨害统一之辈。”
王宠惠感觉到这个总理位子难做，在总统和后台老板之间难于自处，遂于11日提出辞职。
早在黎元洪未复任总统前，奔走天津请黎恢复法统的吴景濂、边守靖、张绍曾等组织了一个包办北京政府一切问题的小集团，吴景濂推荐张绍曾组织内阁，没有得到黎的同意。
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他当然想做国务总理，他和吴景濂与保定方面曹派的人酝酿大选，想捧曹锟出来当总统，这是吴佩孚所不赞成的。
吴打算先由黎做傀儡，过渡一下，表面上说是恢复法统，以促进南北统一。
吴当然有他自己的打算，这样做吴就成为中国第一人，一手可以控制整个中国局势。
可是这个主张当然和保定派对立，张绍曾既然是参加保定派，吴就不肯支持张组阁。
后来提名张绍曾为陆军总长的还是曹锟、齐燮元，吴只是点头而已。
在张绍曾来说，并不满意一个总长地位，所以新阁名单虽有他，他却没有就职。
一直到王宠惠辞职后，他才于12日（王辞职的第二天）宣布就职。
他以为可以因陆军总长的地位代理阁揆。
吴佩孚知道这一情势，立即打电报给张说：“不可混入政潮，自陷泥沼，热中权位，为人利用，负罪国家。”
因为吴这一通电报，张代理阁揆的愿望也落空了。
就在这时，高恩洪因为曾允许拨款接济教育经费，到期不能兑现，教职员包围索薪，于是避往北戴河以免纠缠。
同时还发生了内阁任命官吏总统拒绝盖印的风潮，事情是这样的：曹锟和吴佩孚联名保荐林锡光为甘肃省长，代理内务总长孙丹林提到国务会议，张绍曾表示反对，在王宠惠的调解下才得通过，孙丹林携带命令入总统府盖印，王宠惠、孙丹林根据责任内阁制精神，认为国务会议所通过的议案，总统必须盖印，黎却借口任免高级官吏总统有否决之权而予以拒绝，孙丹林因此愤而辞职。
由于孙的辞职，内阁中又少了交通、内务两位总长而更加寥落凄凉，王宠惠借口医治目疾避居医院。
原来黎元洪因吴佩孚反对李根源入阁，打算改任李为甘肃省长，现在曹、吴两人却保了林锡光，和自己意见相左，想到自己毫无用人之权，所以拒绝为这个任命盖印。
不过黎并不能长久僵下去，所以8月19日勉强在甘肃省长任命令上盖了印，孙丹林也就不再辞职，高恩洪也回到北京来复职了。
新任的农商总长卢信于8月16日到北京来就任，按照北洋官场的习惯，新官上任一定有各方贺电，尤其是许多头号军阀的捧场贺电，才有光彩。
卢就任后照例把收到的贺电交到报上去发表，贺电中有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的，不料齐、萧、王三人竟在报上声明没有给卢贺电，冯玉祥的贺电是这样的，冯正在归德剿匪，督署秘书对于北京阁员就任照例发出贺电，这种贺电当然没有呈冯核阅，所以冯的贺电不能算伪造，但冯却声明与卢信素昧平生。
8月20日吴佩孚继续发出反对唐内阁的电报。
他用“天子有诤臣，父亲有诤子”
的说法掩盖自己干政的嫌疑。
他的电报获得各省直系军阀的响应。
23日黎元洪用典丽的“四字经”
回答他说：
元洪觍颜复位，恃有良朋，匡我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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