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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形成的呢？
段亲日是受曹汝霖的影响，曹汝霖被称为新交通系领袖，他说服段的理由是：“英、美虽强而远，远水难救近火，袁项城外交失败在此；日本近而强，中国内政问题未有不得日本支持而能成功者。
袁舍近图远，忽视日本而亲英，结果日本反对帝制，袁遂失败。”
他这套理论似是而非，可是却打动了段。
后来，段听了日本公使一席话更受影响，日使说：“世界上任何国家，未有不安内而能攘外者。
中国政府倘欲实现统一，日本愿借款和供给饷械，先成立模范军（注：就是后来的参战军）为中央直接之武力，借可作统一中国的力量。”
段听了大为感动，他自认是袁世凯的继承人，始终没有放弃由北洋系统一中国的美梦。
同时他也知道旧的北洋系已腐化到了极点，督军团只是摇旗呐喊、相互利用的工具，如果想以武力统一中国，既无可用之兵，又无可用之财。
如今日本人打中了他的要害，愿意支持他武力建军统一中国，岂不是正中下怀。
这就是段祺瑞亲日的原委。
至于对德问题，日本初是不赞成中国对德绝交的，因为中国这样做是尾随美国，日本颇有醋意，所以日本一再告诉中国如要和德国绝交，不必先谈条件。
到了中国和德国绝交后，美国深感满意，认为中国这样做已经很够了，不必再进一步对德宣战，日本人获知美国意思，就反过来极力运动中国参战。
日、美在中国的相对态度，正好像黎、段对德问题的态度一样，你赞成的我就反对，我赞成的你也反对。
黎认为对德问题只应做到绝交为止，反对采取进一步的宣战步骤。
有一天，段邀请徐世昌、梁启超、王士珍等同到公府向黎讨论对德宣战的利害关系，并且请黎宣示其反对宣战的理由，黎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成见的，但是我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
平日素以舆论权威自命的梁启超接着说：“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
黎把眼光望住了王士珍说：“军界也不赞成，聘老就是一个。”
王士珍被黎抵得毫无闪躲的余地，只得含糊其词地说：“德国陆军世界第一，如果德国战胜，事情就难办了。”
事实上，此时黎、段两人的对立已经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黎的军事幕僚们正在竭其所能地进行着倒段的阴谋。
哈汉章利用前清末年与冯国璋在军咨府共过事的关系，极力怂恿黎采取联冯制段的策略。
蒋作宾与张作霖有密电往来，极力诱惑张拥黎倒段，允许事成之后给以更大的权力地位作为报酬。
蒋的密电被段查出来，曾怒不可遏地下了一道逮捕蒋的手令，由于有人劝他慎重考虑，这道手令才没有发布下来。
段原是看不起张作霖的，从此也就不能不予以重视，因此派人到奉天进行联络工作。
3月27日，广东督军陆荣廷继冯国璋之后到了北京，这是护国战争后西南派军人亲自到北京来的第一人。
陆是由上海取道津浦路北来的，22日在南京会见了冯国璋，24日火车经过蚌埠时会见了倪嗣冲，倪陪同他到徐州会见了张勋。
张勋和他早年曾在苏元春营中同事，因此，把他当作亲密的友人，亲自到车站来迎接。
张勋十分感慨地说：“咱们弟兄俩多年不见面，当年的老同事只剩下了咱们俩，而咱们俩也都是老头子了。”
他情意殷殷地邀请陆荣廷下车到巡阅使署盘桓几天。
当到达巡阅使署大花厅的时候，张勋就行着前清同寅见面的跪拜大礼，陆只得也跪了下去，在举行宴会的时候，倪谈到他反对对德宣战的一大套理由，并且请陆表示意见。
陆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外交问题不应当表示意见。”
倪听了很扫兴地说：“干帅（陆）打起官话来，我们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张看见局面尴尬，遂转变空气说：“今天老兄弟相聚，不谈国事，只叙旧情。”
陆荣廷到了北京，于28日谒见黎、段，29日到清宫会见溥仪。
因此复辟派散布谣言，说他“献女为妃”
和“宣统皇帝赐以内帑三万”
。
段对陆寄以很大的期望，想把他拉过来作为在西南各省中的得力爪牙，像以前拉拢龙济光一样，黎对陆也很重视。
国会议员因为陆有“再造共和”
的虚誉，特于4月5日在迎宾馆公宴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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