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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好事之徒把这呈文戏改数字，刊于报上：
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狐能，究无补于帝制。
燃犀镜澈，毕竟公道昭然，拍马技穷，自悔天良丧尽。
无俾士麦之霸才，羡日耳曼之宰辅，即令有心献媚，终于无福封公。
流言恐惧，窃难免于狗烹，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兔脱。
所有悔罪辞职缘由，理合奏请大皇帝圣鉴！
平情而论，杨的政治主张是不合潮流的，可是他却不是一个翻云覆雨、投机取巧的政客。
他自清末民初，一贯主张君宪，他在政治节操上比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原则。
若说筹安会是逢君之恶的乱阶，杨度也不过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没有帝制自为之心，杨度又岂能把皇冠勉强加诸袁的头上！
自帝制取消后，过去陷害国民党的特务们，忽然负起了监视帝制祸首的新任务。
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以谢天下之说大炽。
达官要人均大难来时各自奔，纷纷出京避难。
报载杨度畏罪先逃，这是小看了杨，他一直端坐在丰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债声中，过着苦难日子，国史馆员向他索薪，泰来洋行向他讨修房子的工款。
5月1日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访问杨度，杨仍纵谈大势，一如平常。
记者形容杨态度安闲，词意坚决。
杨说：
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
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
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
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
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除君宪外，别无解纷救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
但我们友谊未变。
……国体问题，我应负全责，既不委过于他人，亦不逃罪于远方。
……报载我已“窜”
，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惩办帝制祸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命令。
祸首名单只有8人，就是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
原来这个名单也是几经修改补充的，护国军方面提出祸首名单是13名，后来人称这13名为“十三太保”
，那是“洪宪六君子”
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宪七凶”
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
老实说，参加帝制活动的，怎么会才止这13人，不过护国军方面认为袁是罪魁祸首，巨头已死，不必牵连过广，只要象征式地惩办一下，以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虽然只是象征式，可是北洋方面因为帝制祸首和他们是有血肉关系的，所以名单的决定就很困难。
照理，所谓罪魁祸首，应该是变更国体，制造内乱的国事犯，然而当北京政府研究祸首名单时，首先是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替雷震春、张镇芳乞情，于是这两个名字便从名单上剔出了；接着冯国璋自南京来电替段芝贵求情，而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强调这两人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名单中又少了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好感，通缉名单中不必列国民党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两名；最后为了袁乃宽是袁世凯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这样一来，“六君子”
只剩杨度和孙毓筠，“七凶”
只剩朱启钤、周自齐和梁士诒三个交通系的领袖。
而原来所谓十三太保的名单变成了“五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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